農運詩人詹澈，原名詹朝立，1954年生於彰化縣。國立屏東農專農藝科畢業，曾任台東地區農會推廣股長、台東縣政府文化局專員、農民聯盟副主席、農漁民自救會辦公室主任、台灣鐵牛隊隊長、任務型國大代表及台灣藝文作家協會理事長等。

詹澈於1978年起即參與黨外運動，曾任《春風》發行人。1988年，因政府進口美國水果衝擊農民生活，詹澈於3月16日率領逾萬名農民至總統府抗議，任副總指揮。2002年，各地農會因不滿政府藉金融改革之名要撤銷農會信用部，發起「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詹澈率領12萬農漁民至凱道廣場抗議，任總指揮。2005年，代表國政基金會與大陸供銷總社簽署《台灣農產品生產過剩緊急採購機制備忘錄》，大陸自此開始向台灣採購農產品。2006年，於持續一個月的百萬人民反貪腐紅衫軍運動擔任副總指揮。2008年，為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擬定農業政策白皮書。2013年，任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至2015年8月辭職。

詹澈於1973年發表第一首詩〈星的對望〉、1983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土地，請站起來說話》，並陸續出版《西瓜寮詩輯》等十本詩集，曾被選為1998年年度詩人。其他著作還有散文集《海哭的聲音》、紀實報導《天黑黑麥落雨—12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等。

問：您領導過兩次大型農運，請問農民從中得到哪些收穫?目前農民處境如何？政府應該如何保障其權益？

答：1988年「316事件」是台灣解嚴後第一次的大型社會運動。起因是前一年政府禁不起美國一再施壓，開放美國水果進口，嚴重打擊了台中東勢果農的生計，梨山農民胡譽鐘第一個站出來反對，得到近2000名農民響應，並決定到總統府抗議。316我擔任東部地區的負責人及遊行的副總指揮。當時帶農民上街抗議是一件大事，每位農民的家人都交代我「一定要把人帶回來」。持續的運動結果爭取到農民保險，政府也成立了農產品受進口損害補償基金。

2002年的1123事件，是為了抗議陳水扁政府假金融改革之名，撤銷農會信用部。當時扁政府為急於加入WTO，不惜同意以已開發國家標準加入，農產品減稅緩衝期只有三年，也要求銀行金融逾放比率不得超過5%，但當時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率平均大約在10%，財政部於是指定銀行財團接管，但銀行接管方式不盡情理又粗糙，而且拒絕在偏遠山區設立分行，辦理農貸與農保。加上因貿然加入WTO，農產品價格平均下降兩成，引起農民極大不滿，於是找上我來策畫抗議行動。我先集合了各農會派出的代表，施以嚴格訓練，走遍各個村里舉辦說明會，全台至少開過6千次會。接著農漁會員工捐錢，500、1000元不等，共募到3千萬元，租了2千輛遊覽車，再一村一村接人上車，還在車上播放特別製作的錄影帶，讓農民知道北上的目的。

直到遊行前一周，陳水扁才知將有超過10萬人參加，於是同意解除對農會信用部貸款的限制令，但當天還是有12萬人走上凱道，只是活動以和平方式落幕。我很驕傲這次動員幫助不同於商業金融的農村金融穩定下來，並訂立了農業金融法。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爆發，台灣農會信用部的運作完全未受波及。

台灣農地買賣困難，農民往往一年只收成一次，很難向一般商業銀行貸款。例如我父親在沒有所有權的河川地上種西瓜，只有農會願意提供小額貸款，等收成了再還款。台灣不能用商業銀行的標準要求農會信用部，像德國就有商業金融與農業金融，兩者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我認為，當時陳水扁整頓農會金融，不僅是為配合金融自由化，也是私心自用，因為他認為85%的農會由國民黨掌控，想要藉機一舉消滅農會，另外，他也藉此討好財團，這正是他收賄貪腐的開端。

台灣農業最常出現問題的是，一旦某項農產品價格高，農民就一窩蜂搶種，價格隨之崩盤。我因此在2008年提出農產品栽種面積與數量的預警制，以及當生產過剩時應採取的處理機制，簡單講就是要採取「半計畫性經濟」，以半強制或獎勵的方式分配各作物的面積，例如分區種植各類水果，銷往大陸北方城市或較冷的國家。我相信只要有心執行，台灣可以創造像紐西蘭外銷奇異果一樣的成績。

問：您曾參加黨外運動，但在陳水扁執政時帶領農民走上街頭，並在倒扁運動中擔任副總指揮，後又出任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請問您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答：我1978年起即參與黨外運動，主要是不滿國民黨長期戒嚴與萬年國會。我曾加入民進黨，但逐漸發現黨內派系鬥爭嚴重，又刻意排擠主張大膽西進的許信良等人，我於是退出民進黨。

2002年的1123事件讓我非常感慨，原來全球化、自由化會損害台灣農民的權益，而政黨輪替也不見得為台灣帶來民主自由與繁榮。尤其之後看到陳水扁貪腐愈來愈嚴重，我對西方選舉民主有了進一步的思考與反省，我認為如果只能靠政治人物潔身自愛，而沒有機制避免或遏止上位者貪腐，那以欲望為附的自由民主很危險。這也是我在2006年同意出任倒扁運動副總指揮的原因。

馬英九在擔任台北市長任內，用了一些有社會正義感及社運人士；他在擔任國民黨主席時，又接受了我領導組織的台灣鐵牛隊的第三階段農地改革建議，即後來的「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他出任總統後又接受了我提出的「兩岸三通、農產品當先鋒」。因有此淵源，我後來答應出任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

問：請問您在雲嘉南服務中心工作的那兩年，推動了哪些具體措施？

答：雲嘉南是農業重鎮，我抱著為農民做點事的心情上任。該服務中心沒有營運預算，但我仍盡力做了一些事。例如2013年豪雨成災，雲林縣二崙鄉的瓜農與農具受困濁水溪沙洲，縣長蘇治芬出國，各方無所適從，我火速趕到現場，緊急協調經濟部水利局、農委會水保局、國防部救難與工兵等單位，要求他們分工解決，最後順利救出瓜農，避免農具流失。水災過後，嘉義縣農民與縣府對於水稻受災補償標準的認定發生爭議，我緊急與農糧署、農會討論，決定分級補償及收購價格，這也成為往後處理災後認定與補償的政策。

又如故宮南院自2004年核定籌建計畫後遲未動工，我一再催促，南院終於在2014年舉行動土大典，我也說服了該院同意在院內販售阿里山的茶葉，幫助了阿里山茶農。再如，我向財政部、中央銀行、農委會金融局、農民銀行提案，爭取到農業金庫能比照商業銀行存放人民幣，爭取較高利息。

問：從各次選舉得票率及民調顯示，中南部民眾的政黨傾向、對兩岸關係的看法與北部確實存在差異性，請問您認為原因何在？有什麼方法可以扭轉此局面？

答：濁水溪以南的確可以說是綠營的基本盤，但我認為中南部民眾本土意識強烈，對兩岸關係較多疑慮，是受到綠營政治人物與偏綠媒體宣傳的影響。每逢選舉，民進黨都大肆批評國民黨政府不重視城鄉差距、輕南重北，有些批評不見得是事實或有道理。但中南部農民很少看報紙，看電視、聽廣播只收看收聽閩南語的節目，綠營政治人物抓住此點，購置大量地下電台，每天用閩南語辱罵國民黨「親中賣台」，大陸不文明、不民主，被長期洗腦、催眠之下，中南部人自然愈來愈討厭國民黨，也愈來愈偏向台獨。

要想改變目前這種局面，我認為藍營政黨必須先改變他們的宣傳方法，多培養精通閩南語的文宣人才，多用閩南語和農民溝通，讓他們聽得到，也聽得懂。再來是鼓勵中南部農民多和大陸交流互動，接觸多了，自然會改變他們對大陸的觀感及兩岸關係的看法。

問：您很早就開始與大陸交流，請問您怎麼看待當前的兩岸關係？

答：我在1991年就去過大陸，有幸在北京探望了曾任台東縣長與立委，時任全國人大代表的黃順興，我們談了很多兩岸農業的問題，也交換了不少心得。1996年我與陳映真等作家赴北京參加台灣文學研討會，以後就經常參與兩岸的農業及文化方面的活動。

我認為要促成兩岸社會融合，改善兩岸關係，必須先理解及尊重彼此文化及價值觀的差異，以及雙方經歷的歷史過程。台灣文化雖有本土發展的特性，但根基仍是中華文化，民進黨當政者若想繼續從教育與文化政策上推動「文化台獨」、「去中國化」，那不僅會破壞兩岸關係，搞不好還會畫虎不成反類犬，讓台灣陷入文化盡失的困境。

除了社會與文化的融合，兩岸最終還是要解決政治與軍事對峙。我曾在2013年草擬了一份有關和平協議的說帖給馬英九，主要是說兩岸兩會雖簽了ECFA，但那只在經濟層面，無法解決兩岸的歷史與政治問題，而台灣根本不可能維持現狀，和平協議可以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保障台灣免於戰爭，之後雙方再依憲法增修條例坐下來共議統一。我也提到兩岸領導人不必擔心以何名義簽署和平協議，可依據兩邊的憲法，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領導人的名義簽署。可惜，馬英九在八年任內始終未簽和平協議，但「馬習會」還是成行了，是兩岸關係極大的突破。令人扼腕，蔡英文上台至今都不承認「九二共識」，又以各種形式包裝台獨，兩岸關係前景確實令人憂慮，民間支持和平發展最終走向和平統一的力量必須擴大，才能讓當局的兩岸政策改弦更張。

問：您很年輕即開始寫詩，至今仍筆耕勤快，請問您為何選擇以詩作為抒發情感的媒介？一首好詩必須具備哪些內涵？

答：詩人是人類最早的導師，從嬰孩出生時的祝禱，到往生時的祭詞，都以詩歌表達。中國最早的文學就是《詩經》，其中多半是祭祀時的歌頌與農民的歌謠，連孔子都說「不學詩，無以言」。西方也是一樣，從最早的荷馬史詩，到後來亞里斯多德的詩學，都是西方文學理論的根源。

至於我個人選擇寫詩的原因，主要是因我長期投入社會運動，生活一直處於動盪忙碌中，比較適合採用最少的文字直書胸懷。詩除了篇幅短，還可以吟詠，比較真實有力。至於詩的題材，由於我家世代務農，農民又是土地的勞動者、糧食的生產者，我以能夠用詩書寫這些處於弱勢的族群感到光榮，也接受被稱為「農運詩人」。

我認為一首好詩必須具備真善美，真是指情感真摰，能感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善是一種對人、對社會的關懷與愛；美是一種想像與意象，包括文字修辭與形式技巧。有了真與善，自然就會產生美。有心寫詩者，不妨多讀中外作品，就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同時也要培養自己的文化底蘊，讓寫出來的詩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