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祖輩皆為反清鬥士

我的祖父黃興，字克強，湖南長沙人(1874-1916)；他是華興會創始人、同盟會領導人之一、辛亥革命先驅、開國元勳。1907年起參與並指揮了辛亥革命等11次起義中的8次，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歷任戰時革命軍總司令、陸軍總長兼參謀長、南京留守、討袁總司令等職，1916年10月31日病逝於上海，終年42歲。1917年4月15日國葬於長沙岳麓山。章太炎悼黃興的輓聯「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為其一生做了蓋棺論定。

祖母徐宗漢，原名佩萱(1876-1944)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907年襄辦華僑學校，加入同盟會。1910年參加新軍起義，擔任聯絡工作，密設革命機關。廣州3.29起義時，曾秘製炸彈，運輸槍械至廣州。事敗之後掩護黃興至港療傷因而結緣為夫妻。後參加「東方暗殺團」活動。武昌保衛戰中，抵鄂參加救護傷病。漢陽失守後赴上海，組織「廣東北伐炸彈隊」，任隊長。「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美國，從事反袁活動。五四運動時發動和領導上海女界聯合會，晚年致力撫育遺孤和抗日救國。68歲時病逝於重慶。人稱「香山女俠」。

外祖父張繼，字溥泉，河北滄州人(1882-1947)。1905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先輩，國民黨元老，曾任參議院院長，駐日代表，中央監委，國史館第一任館長……張其昀曾稱讚溥泉先生的全人格：「儒家的心地，墨家的肩膀，道家的面孔，法家的手腕，四者兼備於一身。」與張繼私交甚佳的于右任以「冒別人所不冒的險，吃別人所不能吃的苦，負別人所不肯負的責，忍別人所不願忍的氣」為溥泉先生為人的最佳寫照。1947年12月25日，張為審查民意代表候選人，積勞成疾，病逝於南京，享年66歲。國葬時于右任的輓聯稱：「開國推元老，勞生以苦工。」

外祖母崔震華，河北慶雲人(1886-1971)。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畢業。早年曾進行反清活動，歷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參議會參議員、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1949年隻身隨蔣介石赴台，與家人天隔一方，唯賴監委薪洽度日，幸得焦仁和之母趙文秀認為義母，晚年蒙焦家多方照顧。1971年病逝於台灣，終年85歲。

黃興屬於全中華民族

黃興1916年病逝於上海時，先父黃一美僅三歲。我個人前半生從中國到美國，只忙於謀生，無念也無暇去瞭解祖父。直至2005年擔任北加州湖南聯誼會會長後，所到之處─特別是故鄉湖南，人們異口同聲地表達對祖父的仰慕之情，我才較深入的學習，瞭解祖父的生平事蹟。開始接觸時，總是夜不能寐，思緒萬千，停留在祖孫之情。現在，我已漸漸跳出家庭範圍，仰望之際，我明白了，他是屬於中國歷史的，屬於中華民族的。

祖父有以下幾點，特別令人難忘。首先，他以自己一生的言行完美地詮釋了「篤實」、「無我」。而這四個字已成為黃家祖訓。其次，從數以千計為黃興國葬而題的輓聯、悼詞中，我保留了最深刻的32字：締造共和，再創民國，名振中外，功在河山！以誠修身，以信孚人，不居其功，不在其位！

最後，也是最讓我感佩的是左舜在《黃興評傳》(1968年初版)中，提到章太炎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八期發表過一篇重要文章，曰「革命之道德」。列舉革命黨人必須具備的道德凡四點，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左先生說「我默察六十年來的革命人物，能做到一、兩點已屬難能；對這四點能一一躬行實踐且至死不懈的，就我所知，殆無出克強先生之右者。」這是對祖父為人最全面而貼切的概括，我試舉例說明。

（一）知恥。祖父20歲時便知清廷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軟弱無能。甲午戰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辛丑」條約，割地賠銀……領受到國家與民族蒙受的奇恥大辱，決心「投筆從戎」。「華興會」因此誕生。

除了知國恥外，他一生參加反清武裝起義近10次，每次均「以死報國，義勇蓋天下」(章士釗語)，表現出最高的軍人本色。由於種種原因，有些戰役失敗了。但黃興從不諱言自己打過敗仗。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當時黃興在香港籌款，擬再次暗殺李准。宋教仁電促他北上，動身之前，他曾和譚人鳳賦詩一首，曰：「懷錐不遇粵運終，露布飛傳蜀道通。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上為先者，此復神州第一功。愧我年來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對武昌起義的喜悅與讚歎，勇於知恥的真情流露，人盡可知矣！

（二）重厚。黃興之為人，在重厚方面尤為突出。他做人持重敦厚，一生重行為，淡泊名利，秉持「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理念，尊崇孫中山，自己甘居於輔佐位置。1907年7月，孫中山先生離日前，得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鈴木久五郎饋金15,000元，以2,000元留作「民報」經費，餘款悉充起義軍費。章炳麟、陶成章等借孫未經同盟會同意，發起攻擊，要罷免孫之總理職務，改選黃興。黃興從香港覆函表示：「革命為黨眾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莫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於不義。」

自武昌起義後，他迭辭大元帥、南京留守、內閣總理，拒受袁世凱頒贈的上將、勳位不勝枚舉。1912年9月12日及15日，兩次覆函袁世凱，請辭陸軍上將，表示「患難舊信，多遭慘斃，獨膺上賞，只增凄痛。」10月11日袁世凱電告授予勳一位，復電辭拒不收，指出：「民國肇造，烈士堪悲，國慶紀念，彌增感痛，興歷年奔走，幸保餘生，分所應為，何勳可紀？」

曾長期追隨黃興左右的李書誠，曾感慨地說過：「克強是個最平實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戰身先士卒，愛護袍澤，做人推誠務實，容忍謙恭，受謗不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說己之長。」

章士釗在〈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一文中說「吾恃以論交唯一武器，在『無爭』兩字，然恃此以御克強，則頓失憑依，手無寸鐵。何以言之？我以無爭往，而彼之無爭尤先於我，大於我。且彼無爭之外，尤一切任勞怨而不辭，而我無有也。

（三）耿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孫中山與黃興均為君子，他們雖是革命同志，但亦有意見分歧。討袁戰爭失敗後，中山先生在東京倡議組織「中山革命黨」，並擬定章程及入黨誓言：「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條件，凡入黨者必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並要求於誓約署名下需按指模，此舉頗不為部分同志所接受，黃興亦以「前者不夠平等，後者幾近侮辱」不同意，且不加入。其堅持原則之耿介可見一斑。但其後，黃興出國赴美，仍在海外各處宣傳討袁，協助籌款，維護孫中山的威望。

民國元年4月13日，上海舉行追悼宋教仁大會，當時南北局勢已陷破裂狀態，對於追究宋案主凶之事，各界噤若寒蟬。旋知袁世凱在北京也開大會追悼宋教仁，黃興憤極，立即又撰一輓聯：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韾，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其耿直與無畏流露無疑。

（四）必信。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事前的策劃十分周詳，而且籌得的款項為歷次之最（共有17萬餘，其中海外華僑捐募近10萬）。但結果失敗了，原因很多，如事前準備較久，消息洩露，出現內奸，敢死隊因缺乏槍械，從800人減至300人，特別是原定分為四路發難，但29日陳炯明、姚雨平、胡毅生三隊臨時未動，以致黃興一隊成孤軍奮戰。黃興痛心之餘，決定由他一死拼李准（清水師提督），以謝海外僑胞援助，維護黨人信譽。

誠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決定性的關頭，不計成敗的孤注一擲是十分必要的。」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某個戰役的成敗得失，而在於人心的順逆，有的起義雖然悲壯地失敗了，但其潛在的影響和威力卻是不可低估的。孫中山是這樣評論是役之壯烈與影響之偉大的：「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為之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有人說，黃興是一位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而我更懷念他平實的一面，尤其偏愛他1912年10月25日生日當天，在離湘8年，第一次歸省途中，於船上所作〈三十晉九生日感懷〉：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好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

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作者係美國北加州湖南聯誼會顧問、黃興之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