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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具戰略性話語意義|李龍 在 Facebook 上分享!

   中共18大以來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發展方向,這絕對不會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在筆者看來,「國家治理」是基於比較政治發展的經驗,以及中國政治發展的實際而提出的,具有戰略性的話語意義。

 

西方民主模式面臨困境

 

二戰結束後,為了與蘇聯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積極地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推銷西式自由民主,以便將其拉入西方陣營一邊。當時流行的是現代化理論,其基本命題是經濟發展會帶來政治民主。與此同時興起的政治發展理論認為,只要發展中國家模仿西方國家,確立以競爭性選舉和政黨輪替為核心的西式自由民主,就能實現同西方一樣的發展。

實際上,現代化理論和政治發展理論把隱含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意識形態對抗掩蓋了,造成政治發展被「二次簡化」:政治發展被簡化為民主化,民主化被簡化為競爭性選舉。可以說,西方政治發展已然出現一種「民主化」的話語。

大部分新興民主國家實行了選舉,然而,與競爭性選舉並存的是經濟不發展、貧困和貧富差距較大、社會分裂和對抗、腐敗等,這造成民主空有制度形式,並不能有效鞏固和運轉起來,而無效民主導致民主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杭廷頓就指出,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民主化忽視了政治秩序的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政治秩序比民主化更為重要。

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使西式民主化的話語重新復甦,並更加注重民主化的複雜性問題,以及如何使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實現鞏固,但並未改變選舉民主的本質。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雖然沒有出現大規模回潮,但與民主並存的仍然是政治無序、經濟無效和社會分裂。即便在部分民主得以鞏固的發展中國家,民主也往往因為極端的社會分裂和對抗,淪為「沒有妥協的民主」。競爭和分權引起衝突和對抗,衍生出「為反對而反對」的議會民主和民粹民主,政府的權威受到極大的損害。

比較政治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可知,西式民主要能有效運轉有其特定的時空條件,一旦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就可能會出問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其特殊的政治生態,例如,基於某一議題的重大社會分裂、經濟發展水準不高、公民未充分信任民主、外部勢力干涉等,這些政治生態都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走樣,也難以鞏固。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政治發展的特定階段恰恰需要的是民主妥協性、一致性的一面。不是民主不重要,而是對他們而言,政治秩序更為重要,這是基於比較政治發展而得出的序列化經驗。

近年來,隨著大陸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快速發展,愈來愈多學者從比較政治發展經驗,而非價值層面,來研究西式自由民主。他們通過研究與反思,探索區別於西方,又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

 

民主化可以有其他選擇

 

西方學界則大多不敢正視選舉民主與治理績效之間的張力。也就是說,西方學界不可能認同選舉是導致新興民主國家治理無效的根源,原因在於,這可能造成西方民主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徹底崩盤。然而,比較政治發展的經驗已證明兩者之間的確存在張力,這就需要檢視競爭性選舉民主的問題。

其一,「民主化」話語將民主等同於競爭性選舉,以此為尺規衡量發展中國家,有競選就有民主,沒有競選就沒有民主,政治問題的複雜性被嚴重簡化。這並不是說競爭性選舉一文不值,而是強調它在特定時空下的適用性。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民主化可以有更多適合本土特徵的制度選擇,例如政治協商、公民投票等。尤其,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缺乏同質性,競爭性選舉往往被放大為政治衝突性,致使政治妥協難以達成,對政治秩序和政府權威都造成極大的破壞,而這兩者又正好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必要前提。

以此觀之,大陸「國家治理」是對「民主化」忽視的政治秩序和政府權威進行修正,更加關注到了政治民主的前提和條件。

其二,政治發展不單單是民主化,它還包括政治秩序、政府權威、政治穩定、法治化、政治自由、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等。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推進廣義的政治發展,而非僅僅關注民主化,才是正確的選擇;即便為了民主化本身能夠更加成功,也需要關注民主化的條件問題,這包括政治的其他範疇,還包括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考量。

大陸「國家治理」具有戰略性政治發展的視野,是正確的政治發展序列選擇。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