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著一半日本人血液的遺傳學者林媽利教授經過自己的研究發現，台灣絕大多數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有「百越」和「南島」的基因，與北方漢人有明顯差異。據此，林氏推出了一項溢出遺傳學範圍，跨入人文社會科學乃至現實政治領域的結論：台灣人與中國人流著不同的血液，因而「本來就是」不同的民族。不過，林氏忽略了她的遺傳學同行的研究，即整個長江以南的漢人，幾乎都有「百越」的血統，其程度與台灣漢人並沒有明顯的差異；而北方的漢人，在基因上卻與日本和朝鮮半島的人最接近。援引林氏推論的邏輯，將輕而易舉地導出一項可能令林教授倍感痛苦的結論：有一半日本血統的林教授，與她所厭惡的北方漢人在血緣上更接近！

　　台獨在為自己的主張尋找理論依據時，看中了林媽利氏的血液研究。某些奮力推動「台灣主體意識」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並不在意遺傳學者林教授所面臨的尷尬，興奮地引用林氏的「不同血液論」，來佐證「台灣民族」與「中國民族」的「根本差異」。建立在「不同血液論」基礎上的歷史研究，於是牴觸了人文社會科學對「民族」這一譯自西文、借自日文的概念的常識性認知，即：「民族」是一種文化現象和政治現象，而不是血緣現象。

　　將nation的內涵誤解為race，在nation概念的發源地西歐即已存在。英、法等西歐殖民帝國的殖民主義理論，即是混淆nation、race和「文化」概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混淆nation、race概念的希特勒「民族社會主義」（NAZI，常被譯為「國家社會主義」），其核心觀念就是標舉「日耳曼第一」、「日耳曼優先」的種族主義。將「民族」的內涵誤解為「種族」，也曾流行於整個漢字文化圈。在「民族」一詞尚未出現時，古人用「夏」、「夷」等概念區分有文化差異的人群，但明末清初，處在憂懼非漢人入主中原的恐慌心情之中的一些漢人知識份子，將「夷夏之別」想像成為「犬羊」與人的差異；主張漢人種族革命的孫中山抱著這項誤解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孫中山的追隨者蔣介石終於發現「民族」不見得與血統有關，而是共同歷史經驗的產物。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強調，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宗族」，既擁有共同的祖先，更擁有榮辱與共、休戚相關的命運和歷史經驗。

　　蔣介石對「中華民族各宗族」擁有「共同祖先」的認知，看似未脫離血緣論，但這個包容性的認知，在政治上與種族主義的態度完全對立，在學理上與現代遺傳學所描述的現代人遺傳圖景接近，與西方與漢字文化圈一度流行的種族與民族觀念分道揚鑣；但「中華民族宗族論」最有價值的論點，還是在於呈現構成「民族」的第一要件，即共同命運和共同歷史經驗，由此復原了包括全體台灣人在內的「中華民族」形成的真實過程。今天看來，蔣介石70年前的見解，還是比經過基因遺傳學包裝的現代種族─民族論高明。論「民族」，首先不必迴避血緣，但「血緣」的真實情形，絕非「種族」隔絕，各自繁衍，而是為數不多的共同先祖，繁衍出枝葉四散的後代，在這些後代之間，一直持續著血緣的交融！其次，正因為如此，必須強調，血緣不是構成「民族」的要件：對於中華民族而言，血緣聚散不一，又相互交融的古代人群，接受古代中華文化的吸引、浸染，共同組成中華民族的基礎；這些人群的近代後裔，在遭受帝國主義欺凌，展開對抗帝國主義鬥爭的共同經驗中，共同構成現代中華民族的主體。

　　日本右翼和台獨痛貶蔣氏理論，都是徵引已遭歷史唾棄的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殖民主義論點，也許並不奇怪；近年來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的一些人，引用林媽利氏的血統理論來論證「台灣人」和「中國人」為「不同民族」，則違背了近代學術基本的尊重邏輯、尊重事實、追求真實和追求進步價值的取向。人文社會科學負擔塑造人類心靈的職責，難容污染。

　　與「血液」議題相似，「語言」是涉及「民族」議題，涉及「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討論的另一個議題。某些基於政治動機的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在語言議題上，也做了不少混淆概念、混淆是非的「研究」，筆者將另文檢視。

（作者係台灣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