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耀東教授(1932-2006)的主要史學論著《糊塗齋史學論稿》五種─《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魏晉史學及其他》、《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胡適與當代史學家》即將再版。

逯教授雅好鄭板橋法書，書齋壁上掛著板橋「難得糊塗」橫幅，欲以為齋名；逯夫人李戎子女士笑說：「還難得糊塗，你幾時清楚過？」遂去「難得」二字，而名曰「糊塗齋」。

逯耀東五大史學成就

逯教授才氣橫溢，文如其人，時而氣勢澎湃，猶如千軍橫掃，時而粗獷豪放如「那漢子」，時而細膩秀美婉如雍正小楷。逯教授著作，橫跨文史，史學論文69篇，史學論集10本，散文集15本。其史學成就包括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長城史。逯教授以城的形成與發展，將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分成築城、衛城和拆城等三個階段。所謂「築城」，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建築小城堡開始，到秦帝國將西北邊疆許多城連綴起來，築成一座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萬里長城。逯教授認為長城不僅是一條國防線，也是自然與人文地理的分水嶺，更是農業民族向西北拓展的極限，分割農業與草原文化的疆界。

至於「衛城」時代，從漢高祖的平城之圍開始，是成熟的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主力空前遭遇；從此，長城內外民族的衝突，互有勝負，而大量草原民族因此內移至長城以內，而與農業民族文化融合。

至於「拆城」，因為近代以後侵略中國的「夷狄」，不再是從北方騎馬翻越長城而來，而是帶著堅船利砲從東南海上來的。中國面臨三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遂用夷變夏，師夷之長技，進行現代化。城牆被視為封閉保守象徵，因應現代化拆除城牆的藩籬。中國在拆城的過程進退失據，近代的許多悲劇種因於此。

第二部分是北魏鮮卑拓拔氏的文化轉變。逯教授從漢與匈奴間的緩衝地，長城外農業與草原過渡地帶的「甌脫」出發，討論鮮卑拓跋氏從平城到洛陽文化轉變的歷程。「甌脫」居中媒介，草原與農業文化涓涓滲連、相互交流。其後匈奴南徙時，遷入這個地區居住，逐漸放棄遊牧而定居，與漢人雜居，學習適應農耕生活，俟機翻越長城，進入中國。

永嘉風暴後，五胡十六國在黃河流域建立統治政權，就是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互動發展的結果。鮮卑拓跋氏部族是最後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不僅收拾了黃河流域的歷史殘局，總結秦漢以來的發展，而孕育出的胡漢融合，為隋唐帝國建立基礎。逯教授運用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北魏宗室墓誌碑文的姻婭關係資料，發現孝文帝以政治力量斬斷中原士族社會的婚姻關係的鎖鏈，使北方貴族和中原士族通婚，消除草原與農業文化殘餘的矛盾，使其政權得以持續。

第三部分是漢晉史學史。逯教授的史學史研究始於裴松之《三國志注》，聯繫《史記》「太史公曰」、裴松之《三國志注》與司馬光《通鑑考異》，找到三者的傳承關係。他發現裴松之引用的魏晉史學著作許多是《隋書‧經籍志》沒有著錄的別傳，有別於正史列傳的個人傳記。別傳始於東漢末期，盛於兩晉，是魏晉時期新興的史學寫作形式，反映魏晉史學特殊的時代性格。

逯教授以魏晉時期的社會與思想變遷為基礎，探討這批新興史學著作的特殊性格和形成背景，完成博士論文《魏晉史學的特色—以雜傳為範圍所作的分析》。

《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是逯教授晚年的力作，田餘慶先生說：這是逯教授「在其長期醞釀的史學史研究思路中，關於漢代史學的最後成果。」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不幸遭遇李陵之禍，受到現實政治無情的摧殘和壓抑；如何以「隱略」避免觸犯時諱，委婉地「述故事，整齊世傳」，真實保留歷史記錄，是司馬遷面臨的難題與考驗。

逯教授深入解讀《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尋繹太史公在《史記》全書中的架構安排、篇章聯繫、撰寫方法及個別紀傳的背後深意，描繪出司馬遷藉由《史記》的傳世，抒發滿腔抑鬱，達成自我超越。書中精彩之處，不勝枚舉，例如指出《史記》中有兩個黃帝，神仙的黃帝擺在〈封禪書〉，歷史的黃帝置於〈五帝本紀〉；修正趙翼的〈匈奴列傳〉的次第皆無意義說；結合漢武帝時代主要大事「外攘夷狄」，闡明本紀與列傳的經傳闡釋關係，諸列傳與征伐匈奴相關的內在邏輯關聯性；解釋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是學術意義的「拾遺補藝」，有系統地整理孔子以降散亂的圖書文獻，總結上古學術。進而將系統材料納入時間框架，探討歷史的因果，走向「通古今之變」。

這本書是逯教授畢生研究中國史學的心血結晶，充分顯現治史之深廣與思慮之細膩。書稿完成後，逯教授著手寫序，傳達太史公撰史之「抑鬱與超越」心境，並抒發其深意，題曰「殘燈」。惜尚未定稿，遽歸道山，留下莫大的遺憾。所幸逯教授高足李廣健、陳識仁和黃清連等三位教授通力合作，以長達44頁的〈導言〉闡明逯老師的心志，為師「續燈」，至為感人。

第四部分是中共史學。民國以來，為復興中華，史學界主流揚棄傳統，一切跟著西方走，至今不衰。中國史學全盤西化，沒有自己的問題，沒有自己的解釋体系。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自力更生」，批判西方資產階級史學，重建中國歷史詮釋體系。可惜和政治結合過分緊密，史學淪為馬列毛思想經典著作的注釋。尤其在文革後期，配合權力鬥爭，製造「儒法鬥爭」的影射史學，根據政治教條把史學變成單純的公式，對某些歷史特殊現象作主觀論斷與無限擴大的解釋，抹殺歷史事實的客觀存在價值。

文革過後，史學工作者自我反省與檢討，自覺史學要從依附政治思想的泥沼中拔足出來。但仍然困難重重，於是有「史學危機」的呼聲。逯教授汲汲堅持歷史的獨立尊嚴、史學工作者的獨立人格態度，以此審視中共史學的發展，完成《史學危機的呼聲》與《且作神州袖手人》。

第五部分是中國飲食歷史文化。在廣大的讀者心目中，逯教授最受青睞的是他的中國飲食歷史文化論著和散文。相關文章散在1987年以後出版的散文集如《祗剩下蛋炒飯》、《已非舊時味》、《肚大能容》、《寒夜客來》等，尤其《肚大能容》、《寒夜客來》皆加副題《中國飲食文化散記》，最為重要。

逯教授是美食家，追尋美食，品味美食，不分地域，不分大館小攤。逯教授會吃，還會做，除研讀歷代食譜食單外，還經常與廚房大師傅切磋、琢磨研發新菜色。當今許多飲食史論著，由於作者對飲食多無實務經驗，且好引洋人社科或人類學理論，以炫耀洋理論為能事，文字艱澀難懂、枯燥無味；使有味的飲食文化淪為無味的論述。逯教授從實際飲食和菜色出發，論飲食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經濟、政治意涵，而且還像月旦人一樣地品評飲食，建立「全方位，接地氣，有人味」的人文學飲食歷史文化研究。

逯教授從香港中文大學回到台灣大學任教，開始在歷史學系講授《中國飲食史》和《飲食與文化》，選課與旁聽學生濟濟一堂。學期結束，師生在天然台湘菜館，展開品味之旅。

逯教授由飲食史悟得中國文化「和而不同」的傳統。他以大陸的臭豆腐和台灣的大腸蚵仔麵線為例說明，這兩種風味完全不同，看似相互排斥的佳餚，在台灣竟能配對組合同在一家小吃店或路邊攤上供應。光復以後，尤其1949年隨政府遷台而湧入台灣的大陸移民，帶來全國各省的飲食文化，幾十年下來，不同的飲食文化，相互交流，共存共榮，說明了台灣的「族群融合」。再進一步，逯教授又將「和而不同」延伸作為治學要方、處世至理和為政要道。

不甘「且作神州袖手人」

逯耀東的老師很多，影響其人生態度至深的是沈剛伯先生。沈先生聰明睿智，見識高超，才氣橫溢，卻以「量才適性」、「淡泊寧靜」為寶箴，一輩子不參與政治，拒共產國際勸說於前，辭國民政府邀請於後，終身致力於學術教育事業，但從不改其關懷國計民生的心志。

逯教授生性豪放熱情，讀中學時，曾以一封〈致前方將士書〉，蒙牢獄之災三月有餘。入室為剛伯先生博士弟子後，深領先生「量才適性」、「淡泊寧靜」教誨，始悟自己的滿腔熱血和豪放曠達個性，並不適合從政。但逯教授橫溢的才華，難以隱沒，仍為當政者所賞識。1976年，蔣經國先生主政，全面推動「十大建設」，以建設台灣為當務之急。建設台灣亟需人才，培養青年才俊更是急中之急。於是開辦「國家建設研究班」，學員都是有發展潛力、擁有博、碩士學位的精英。這批精英後來成為政府的人才庫，與逯教授一同被選入第一期28位學員，後來相繼出任黨政要職，唯一沒做官的，正是秉承沈先生教誨的逯耀東。

放過從政報國的機會，並不意味不問國家大事。1977年鄧小平復出，領導大陸改革開放，海內外華人振奮，咸欲看到大陸擺脫文革陰影，展望未來，追求中華民族全面復興。於是各種言論如百花齊放，大陸人民雖不能自由公開辦報刊，但私刻鋼版油印的雜誌和小冊子猶如雨後春筍，香港文化界更是興奮，《明報月刊》與《七十年代》成為海外華人爭相搶閱的雜誌。

此時逯教授已被香港中文大學禮聘，任教於新亞書院歷史系。他不甘於「且作神州袖手人」，利用香港學術文化的優勢，爭取對未來中國前途的話語權。逯教授透過好友幫助，默默地辦了一份銷路不讓《明報月刊》、《七十年代》的《中國人》月刊。創刊宗旨：「《中國人》月刊是為中國人創辦的。不論現在你在哪裡，祇要你是中國人，都希望你能為中國和中國人說出想說、該說的話。」逯教授對中國的熱愛，對中國人民的關懷，盡現於真情的筆尖。

嚴厲批判台獨歷史課綱

1991年，逯教授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回到母校台灣大學繼續教書，指導研究生，以言教傳播中國學術與歷史文化的精髓，以身教傳承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中國命運的關懷，和對國家民族大節的堅持。

無奈台灣自李登輝當政以來，政治上，藉民主化挑動族群矛盾；教育上，從中學教科書課綱和編寫著手，藉本土化行去中國化之實，誇大日本殖民統治的近代性，加強對日本的認同，以取代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同，甚至為日本侵華惡行如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辯護，宣揚「台灣地位未定論」，為台獨造勢。青年學者為求生存，不敢攖其鋒，甚至有助之為惡者，即使逯門弟子亦不能免。他們參加中學歷史課新課綱的制訂，大幅減縮中國歷史的分量，把明代中期以降的中國史併入世界史。甚者，取消中國史併入東亞史，把中國史當作外國史講授。他們還聲稱「開羅宣言」無效，台灣地位未定，不屬中國；慰安婦非被迫，而是自願報效。

逯教授為此痛心疾首，寫了一篇致弟子的公開信〈雪人已融〉，勸戒迷途弟子，「腰桿子要挺直，不要讓政治干涉歷史」，不要忘記「人就是人，人必須站著走路，因為人是有脊梁的」。雖然弟子後來曾向逯教授解釋，但逯教授的痛心，一直到過世之前仍難以釋懷，視為心中一大憾事。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