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開中西哲學史，有一個鮮明的對比，那就是極權宗教與人文宗教的對比。

從蘇格拉底被處死到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這些觸目驚心的史實都是由於思想、信仰的不寬容所導致的。相形之下，中國哲學的開端，淵源於殷周之際祖先崇拜的人文傳統，提倡「孝」與「德」，正如《詩經‧大雅》所說的「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到周公制禮作樂，更將它制度化為宗法倫理的體系。老子與孔子所繼承的正是這一人文宗教的思想傳統。「孔子問禮於老子」，中國哲學也進而在對話的形式中揭開了序幕。

從祖先崇拜的人文精神到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再到儒釋道三教的交流融合，中華文明的進程中鮮有兵刃相向的景象，而西方淵源於同一信仰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卻總在進行著頻繁而猛烈的爭鬥，延續千年至今。誠如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指出的，「基督教繼承了猶太教的傳統，也繼承了它的不寬容和排他性」。

為什麼中國的三教可以交流融合，而西方的三教卻總是呈現出不可共存之仇？當然，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只能以我個人的心路歷程談些一得之見。

二

我從1950年代中期上台大哲學系，課程幾乎都以西方哲學為主。隨著美國軍事、政治的介入，西方思潮逐漸主導了台灣的文化市場。年輕一代的我們觀看問題的視線，也不免隨波逐流。1960年代初，我上台大哲學研究所時，偶然地進入了尼采的思想視野，後來又接觸到存在主義的思潮。他們對於西方中心論的批評，開啟了我日後一個漫長的反思歷程。與此同時，我也漸漸地由尼采走進莊子的世界，走向我的學術人生。

隨著尼采的思路，我仔細閱讀了《聖經》。在中國人文主義的精神傳統觀照下，我將閱讀《聖經》的心得寫成《耶穌新畫像》一書。可以說，這本小書深深地觸及西方霸權的信仰根源。

1970年代初，我在台大校園參與保釣運動，接著短期訪問美國，受到留美學生保釣思想的衝擊。1973年，回到台大教書，在校園發表的言論顯示出由民主到民族的傾向，引發台灣當局製造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後十餘年的時間，我經歷了一段艱辛的學思歷程，也越來越關注世界動盪不安的根源，並且體認到在政治文化的表層、顯象之外，它的底層原因在於信仰的淵源。也就是說，在表層上，我們看到的是東西方不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其根底還是文化傳統的差異，特別是宗教信仰的差異。

三

從尼采到莊子，形成了我的學術主軸。因此，我會不自覺地從中西文化的對比看待問題。

進入尼采的思想園地，我發覺在他的字裡行間有一種生命感在躍動，激發起我內在的生命推動力和思想創發力。尼采說「西方傳統哲學注入過多神學的血液」，並指出西方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呈現出二元割裂狀況。

我發現《舊約》記載的耶和華儼然就是一位戰神，具有暴虐的性格，他以各種理由下令緝殺的人數，竟超過90萬人。一般認為，《新約》的耶穌比較博愛和寬容。但他在山中訓示之後說過，「我來，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他更宣稱「愛父母勝過於愛天父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四

對比西方宗教文明，中國的文化往往顯示出對立關係相對化的態勢。正因如此，我又從尼采進入老莊的世界，體會到應以多維視角、多重觀點理解事物和分析問題，所謂的善惡、是非，以中國哲學的思維看來，都是相互對待而又相互蘊含的。譬如《老子》的「有無相生」、「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反者道之動」、「禍福相倚伏」等等。除了這種相反相成的思維以外，《莊子》也藉助「魯侯養鳥」、「渾沌之死」、「十日並出」、「三問而三不知」等寓言，傳遞尊重個體之間的殊異性、避免自我中心和單邊思維的訴求，正如〈齊物論〉所說，「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恢詭譎怪，道通為一。」

正是由於中國文化自身具有涵容性，儒、釋、道三家才能在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上互補、相成。儒家注重人倫關係，培育道德的人格；道家具有天人視野，凸顯審美的意蘊。前者培育道德人生，而後者則養育藝術人生。進而，在殷周人文傳統和宗法倫理的渲染下，老子與孔子之間又存在某些匯通之處，例如老子倡導孝慈、孔子倡導孝悌；老子提倡「與善仁」、孔子提倡「仁者愛人」；老子常言「知常容，容乃公」，孔子常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文化的這種涵容性，更使得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能夠入主中原、落地生根，在思想的相互摩盪中繁衍成為中國佛教。與此同時，這也直接地塑造了中國文化理論的多樣性，拓展了文明對話的理論向度。

五

對話是時代的主軸。

我出生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一路走來，見證了我們的民族面臨重重險境、渡過重重難關，歷盡滄桑地走到今天，就像《易經》裡的履卦、困卦、井卦和坎卦。我常講，如果不能了解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也就不能了解中國文化的深層意涵。

我這一生走過那麼多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度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今天探討中華文化的復興，有我們特殊的時代意義。

（作者係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