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說：「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史記．封禪書》亦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說明河洛地區在早期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周易．系辭》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子罕》記有孔子的感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則傳說「河圖」、「洛書」承載著古代先哲超凡的智慧，並被視為河洛文化的濫觴……

　　根據學界研究，以「河圖洛書」傳說為早期主要標誌的「河洛文化」，是一支歷經數千年而綿延至今的漢民族主流文化。而所謂的河洛文化，係源自黃河、洛河地區，以洛陽為中心，代表著中國的古傳統文化。

　　「客家文化」是河洛文化經由人口的輾轉南遷，與客居的南方各地原生態文化相結合，並適應當地氣候、地形，而演化成長期穩定且多元的移民文化。因此，可以說：客家文化的根基是「河圖洛書」所衍生的河洛文化，客家文化的主體是「漢民族文化」；客家文化呈現出河洛文化的多元性、相容性和應變性，也展現了中華文化一體多元的特性。

　　河洛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它對於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和發展發揮了深厚的作用。據考證，中國的漢字系統首先產生於河洛地區，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張衡的「地動儀」或水運「渾天儀」，發端於河洛文化的影響，而中國儒、道、佛、理等各大思想流派也深受河洛文化的啟發，並在河洛地區薈萃；縱觀歷代的史地鉅著、文學、或名家書畫等，許多都濫觴或曾繁盛於河洛地區並源遠流長。

　　「客家族群」遷移及演化的過程中，不斷地把河洛文化各方面的先進思想、價值信仰、制度、生產技術等中華文明帶入了客居的蠻荒之地，且代代相承。因之，客家人遷移或客居蠻荒之地後，很快就能立足並快速發展，催化其周邊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開化，甚而當地土著願意師從客家文化，使其成為遷徙地的主導文化。因此，河洛文化的主體或精髓在其間能不斷獲致強化與發揚。

　　然相較於河洛文化，客家先民為了躲避戰亂而徙居窮鄉僻壤，同時為了減少飛禽走獸的攻擊、降低土著居民的威脅，他們不斷地適應與積極地改造環境，因此客家文化的形成特別受到自然條件的制約。依山而居、依水而棲，讓重山峻嶺成為天然屏障，一代代把「蠻荒之地」打造成「魚米之鄉」；如此地「順勢而為」、「逆來順受」，創造了中華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據此，「客家」作為民系的名稱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既不屬於一個地域，也不屬於一個種族。客家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子文化，它是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因為客家文化伴隨著客家社會的生成而形成，二者互為因果。

　　兩岸自1987年互通以來，台灣的客家人回原鄉尋根者比比皆是，兩岸客家學術及文化團體的互訪活動也越來越多，而研究「客家族群遷徙」或「客家文化源流」的學者亦有不少。隨著兩岸多面向的交流，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居住在台灣的客家人總是一代代守著老祖先的信仰、訓示，及生活上各方面的風俗、禮儀。如新竹關聖帝廟「代勸堂」堂外、堂內對聯就分別寫著「代漢平夷一本春秋揚大義，勸曹護國五關威勇秉精忠」及「關山環碧水自然朝聖，帝境繞青雲本色為公」，要後代子孫莫忘、甚至效法關公的忠義精神。

　　面對全球化的世局，客家文化常受迫於都市化的發展，原有的客家村落蕩然無存，客家社會機能空間被一掃而光，客語使用的機會越來越少。在兩岸交流熱絡的此時，基於血濃於水的客家鄉情，我們企盼兩岸學界能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更加深入，並藉由兩岸的合作、交流，再次強化「客家文化」作為聯繫兩岸情感的重要紐帶。如此，相信兩岸的客家人應能更趨相互理解、包容；甚而，基於共存共榮的前提彼此求同存異，帶動客家文化的復甦，一起為發揚共有的財富─中華文化─而努力。

（作者係台灣客家論壇協會理事、玄奘大學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