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瑞明，1934年出生於浙江嵊縣，幼年滿受日本侵略戰爭之苦，1949年隨軍隻身來台，1961年以高中同等學力考進台灣大學外文系，為「鵝媽媽」趙麗蓮的得意門生，畢業翌年考上美國政府東西文化中心獎學金，進入夏威夷大學美國研究所，就學期間曾至明尼蘇達大學研究外交暨新聞、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國際關係，1968年取得夏威夷大學碩士學位，隨即返國出任外交部北美司專員。 

戴瑞明曾任政府諸多部門及國民黨要職：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三等秘書 (1971)、駐美大使館三等、二等秘書 (1972-75)，行政院新聞局國際宣傳處長、主任秘書、副局長 (1975-87)，國民黨中央委員、文工會主任 (1987-1989)，總統府秘書 (1989)，外交部顧問兼研設會副主委 (1990)、駐英國代表 (1990-93)，總統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國家統一委員會執行秘書、國統會諮詢委員兼召集人 (1993-96)；駐教廷特命全權大使 (1996-2004)，2004年退休。

服務公職期間勳業卓著，曾獲中央級公務人員保舉最優人員 (1969外交部、1977新聞局)、一等大綬景星勳章 (2004)、教宗頒授庇護九世大綬十字爵士勳章 (1997)，並獲天主教輔仁大學頒發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2004)。

公餘並在大學院校授課，台大外文系兼任講師 (1969-71)、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兼任教授 (1986-87)、政大國關中心顧問 (1993)、三軍大學榮譽講座 (1993)、戰爭學院榮譽講座 (1994)。退休後，經常赴各大學演講，傳授經驗，並撰文評論時政、國際形勢。

  現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董事、中華民國孔孟學會理事、中美文經協會常務理事、兩岸統合學會顧問。

問：近日媒體報導教廷與大陸即將簽主教任命協議，因而被視為中梵建交的前奏，您曾擔任駐教廷全權大使7年半，請問您怎麼看這問題？

答：我是1996年9月初到任的，這類訊息當時就已傳聞多年。當然這一次是中梵兩邊的態度都有轉變，令人感到梵蒂岡與北京「復交」的時機似已成熟，因而擔心中華民國政府恐即將失去在歐洲的唯一邦交國。其實，據我了解，梵蒂岡一向自許為「宗教實體」，關懷的是全球各地的天主教徒，不注重世俗國家關切的軍事影響力、經濟利益；他們以「人類團結、世界和平」為普世價值；外交對他們而言，只是希望有助傳揚福音，吸收世人皈依天主。

天主教早在16、17世紀即到中國傳教，後因教廷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祭孔」的習俗，拓展受阻，甚至數度遭清廷「禁教」。1922年「宗座代表」剛恆毅來華深入了解中國文化，說服教宗庇護十二世解除中國信徒「祭祖祭孔」禁令後，才有了轉機。

1942年中梵建立外交關係，教廷在南京設立「教廷駐中國大使館」。1949年中共「建政」後，驅逐外國傳教士及教廷駐華黎培里公使。稍後「教廷駐中國大使館」不得不搬到台北，而大陸則成立獨立自主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俗稱「地上教會」。1971年聯合國通過2758決議案，教廷立刻召回在台北的大使，之後一直由「臨時代辦」代館迄今，旨在向北京示好。教廷因恐其所訓練出來的神父及秘密任命的主教逐漸凋零，一直積極與北京政府保持來往，希望早日與北京關係正常化。

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天主教21世紀傳教的重心在亞洲，而亞洲以中國為首要。1998年10月底他對前往訪問的李前總統夫人曾文惠說：「台灣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都是兄弟，應該透過對話，謀求和解，達成和平」，現任教宗方濟各因認同利瑪竇傳教「在地化」的理念，對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更加積極。

問：那您認為中梵未來一旦建交，台灣當局及民眾應抱持何種態度？

答：了解教廷與任何國家、地區保持關係都是為了達到其傳播福音目的，我們應該以平常心來看待這個問題。大陸目前有100多個教區，台灣只有7個，為了照顧大陸眾多的信徒，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是教廷長期不變的目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過去中梵雙方僵持不下的爭議是，教廷堅持只有經它任命的主教才是「合法的」，而大陸教會經由選舉產生的主教是「非法的」。不過，現任教廷國務卿帕洛林受命教宗，不再堅持主教非經教宗任命，也可找出雙方共同接受的方式，大陸的教會不再分「地上地下」，彼此共融合一。有此轉變，中梵之間確實出現了以往沒有的交集。但雙方仍有諸多細節需要協商解決。

如果教廷未來要將「教廷駐中國大使館」搬至北京，我們應理解這不是一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建交」或「斷交」，因為在教廷心目中，「中國」只是「普世教會」的「一個教省」，包括大陸、港澳、台灣在內。他們想去大陸宣教，便於為大陸上更多的信徒服務，並不是跟哪個政府作對或「背棄」台灣。我相信台灣的主教、神父還是會照常繼續傳播福音，教廷也希望兩岸的信徒能共融合一。

還有一點，歷來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館都是「教廷駐中國大使館」，而梵蒂岡的外交名錄上把我們也一直列為「中國駐教廷大使館」，稱我為「中國大使」。我曾三次去教廷國務院，要求他們改成「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但他們認為易名予外界以教廷製造「兩個中國」的印象而婉拒了。此外，在台灣的主教團1998年向教廷提出正式請求，將原來的「中國主教團」改為「台灣主教團」，結果教廷要求英文名稱改成Chinese Regional Bishops' Conference，反而顯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地區」。可見，在國際上，形勢比人強，弱小的一方不得不遷就。

問：您是外交健將，對參與過的哪項外事工作，印象特別深刻？

答：我30多年的外交經驗，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現場親睹我們被迫退出聯合國的那一幕，深感國際風雲變化的詭譎，歸結出兩點結論：第一是「聯合國是大國的工具，小國的論壇」，第二是「大國制定政策，小國適應政策」。國際政治極為現實與殘酷，加上中華民國的特殊境遇，因此，基本上我們的外交工作極具挑戰性，經常得運用智慧在夾縫中，開闢出可行的途徑。

說到個人比較滿意的外交工作，我可以談談在1990至1993年擔任駐英代表期間的幾件事。

首先，當時駐英機構名稱為「自由中國中心」(Free Chinese Center)，予人以「流亡組織」的印象，就像二戰期間戴高樂在倫敦的「自由法國」，很不恰當，但英方為了避免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堅持不能用中華民國、台灣等字眼。後來我從新加坡與北京建交後允許我方使用「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ingapore)的案例找到靈感，於是我向英方建議允我方使用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這個名稱，因為前三個英文字的意涵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民間的。我推測大陸對此名稱應該可以容忍。果然歷時兩年多的努力，駐英機構於1992年4月15日改成「駐英台北代表處」了。英國開了先例，駐日、駐美機構先後於1992年底與1994年9月獲得駐在國政府同意易名，但被要求改為駐日、駐美「經濟暨文化」代表處。

其次，華航、長榮很想跟英國通航，早就派人在英國活動，卻始終沒有進展，英政府希望我出面協調。當時香港還未正式回歸，英方擔心與台灣通航會得罪大陸，節外生枝。但我向英政府表明，支持香港繼續穩定繁榮是我們的目標，通航不會對香港回歸產生任何不利影響，終於達成台北倫敦通航的協議。1993年3月29日長榮與英亞航正式通航。

再其次，我促成了中央銀行總裁謝森中及銀行家辜濂松，前往倫敦拜訪柴契爾夫人，當時台灣外匯存底世界第一，柴契爾夫人對台灣很有興趣。我趁機提出邀請她前往台灣訪問，她欣然同意，於1992年8月底訪台。

經過柴契爾夫人從旁協助，英方派出大使級的外交官以外調方式擔任駐台代表，自此英國代表都出身外務部，英我雙方雖無正式邦交，但彼此都是外交系統的代表，可以照顧到雙邊全方位的關係。這幾件事讓我體會到，處理台灣的對外關係，必須低調，也必須多考慮大陸的想法及立場，讓對外關係跟兩岸關係取得平衡。

問：在外交界的前輩中，您特別推崇哪幾位？他們有哪些特質值得效法？

答：我們優秀的外交官很多，而顧維鈞、蔣廷黻、葉公超是我最佩服的三位。他們那一代外交家都有強烈的愛國心與使命感。顧大使致力撤銷列強與清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爭取中國在國際上的自由平等。1943年中美、中英簽了新約，這是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上千萬條性命換來的結果。

1919年，顧維鈞在一次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嚴正表示，中國派人參加了對德作戰（少數軍人和14萬華工），是戰勝國，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理當歸還中國，不應轉交給伺機侵占的日本，對中國實在不公平。他因此拒絕簽署巴黎和約，是第一位敢向列強說「不」的中國外交官。一戰、二戰後的和平會議，他都代表中國參與，聯合國憲章裡有關「正義」的文字，是經他要求加進去的。他認為「沒有正義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

蔣廷黻大使的貢獻則是在國府從大陸撤守，處境艱困時期，竟能運用智慧與外交技巧，在聯合國大會通過「控訴蘇聯侵略中國案」。

1949年國府遷台，葉公超臨危受命出任外交部長，先後於1952年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1954年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得台灣的生存發展得到安全保障。1958年他出任駐美大使，很快就安排艾森豪總統來台訪問，這是首位到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訪問的現任美國總統。台灣當年能轉危為安，葉公超樹立的外交基石功不可沒。

問：您經常就兩岸問題提出真知灼見，請問您是否認同錢復部長「兩岸關係高於外交關係」的主張，請問您認為台灣應如何脫離困局？

答：我十分贊同他的卓見。台灣有很多人喜歡用「獨立」一詞，來掩飾他們的分裂行為。我認為台灣要脫離困局，首先要釐清幾個觀念。

第一，從法理上講，台灣從來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也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中華民國憲法始終是「一中憲法」，主權及於全中國。

第二，現實上，台灣不可能獨立。當今承認大陸的有170多個邦交國；承認我們的只剩20個小國，如果把國號改成「台灣」，恐怕連這些小國都保不住。

第三，我們必須認清台灣在國際上的處境。民進黨當局堅持台灣要有「主體性」，主張從中國分裂出來成為「台灣國」，追求「一中一台」的目標，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幻想，因兩岸政經實力、國際影響力明顯此消彼長，台灣終究還是得與大陸連結合作才有前途。

第四，民進黨當局應承認「九二共識」。「九二共識」的本質是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我們並不吃虧。兩岸有此共同政治基礎，關係才可能好轉。

鄧小平除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外，更重要的一句話是只要台灣接受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包括國旗、國號、國歌。因此，我認為解決兩岸問題應該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兩岸先承認兩岸目前是一個國家內的兩個治理當局。其實，陸委會前後任主委王郁琦、夏立言，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晤談多次，連馬英九與習近平都以兩岸領導人身分在新加坡見了面，這其實就等於已默認對方「政府」存在的事實，平等相待，這是大陸方面與時俱進的務實作法。第二階段是展開談判，認真地尋求彼此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妥協讓步的。諸如雙方同意用「中國」作為國名，再進一步商談將來終極統一的路線圖。可惜，馬英九啟動太晚，勉強做到第一步，便沒有時間繼續走下一步，第二步恐怕連想都沒想過。

另外，在對外方面，依聯合國2758號決議，1971年後大陸代表中國，但其實大陸可以主動推薦我們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非政治性的國際組織當「觀察員」，讓台灣的聲音可以被國際社會聽到。我認為這對大陸也是有利的，因為它凸顯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在國際運動會上，我們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義參加，正反映兩岸的現狀，沒有「被矮化」的問題。

問：最後，作為資深外交官並擔任過國民黨要職，請問您為什麼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答：我小時候目睹日軍狂轟濫炸、殺人放火，百姓生活悽慘，因而立志想當軍人保家衛國，希望中國人不要再被外國人欺侮。國共內戰時又看到「中國人打中國人」，令我對戰爭深惡痛絕。所以特別希望中華民族要復興，國家要強盛，要達此目的，兩岸必須要團結、要統一。2004年1月8日，我向當時的教宗辭行時，他希望我退休後，繼續「宣揚和平、促進和平」，也因此，凡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的事，我都樂於貢獻一己之力。

作為外交官，我深知外交講的是實力，美國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利用台灣作為牽制中國的棋子，是靠不住的。我認為，我們應該及早與北京展開對話，深化兩岸交流合作，讓兩岸的經濟互利共榮，另一方面要掌握有利時機與大陸協商兩岸統合的問題。孫中山先生曾說「和平、奮鬥、救中國」，我認為今天該是「和平、奮鬥、興中國」的時候了！中華民族的復興應是海內外所有華人的共同責任，值得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