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有個小名叫牛牛。我出生在猴年，但我生在農曆年前，也在立春之前，所以我屬羊。我是祖父第三代的第一人，名字是祖父起的，包括我的小名牛牛。我弟弟出生於下一輪的猴年，屬猴。我父親給他起名叫大年，因為好叫也響亮，以至於完全忽略了兄弟排行的傳統習慣。不僅如此，還給他起了和我一樣的小名，也叫牛牛。我們哥倆都不屬牛，而我們家對「牛牛」這個名字情有獨鍾，卻是有原因的。

我祖父唐醉石有六個男丁，我父親唐達成排行老三，屬龍。屬牛的是我大伯唐達聰，他的小名就叫牛牛，也叫牛兒。六兄弟中，大伯最得祖父器重。40年代初祖父被人構陷，關在上饒的一個臨時監獄，大伯上書投訴，論理有力又情感動人，果然奏效，祖父得以釋放。此事在祖父的親友間傳為美談，而那時大伯才16歲。

父親曾與大伯都到了台灣

大伯後來就讀浙大外文系，參加學生運動，鋒芒外露，為當局不容，臨畢業前被浙大開除，回到上海待業。不久，我父親靠朋友幫忙在台灣一間報館找到工作，趕緊叫大伯也去。大伯去台灣比我父親晚一個月，那是1948年，大伯23歲，父親年僅20。血氣方剛、嫉惡如仇，還多少有點恃才傲物，正是他們的風采。他們到台灣不久，國民黨也退守台灣了。

父親曾在《大公報》發表影評，得到主編洪深的賞識，賺到的稿費除了可以讓他們看更多的電影外，還可以和哥哥們一起打打牙祭。到了台灣，我父親為《大公報》報導過台灣的狀況，隨即引起當局注意。白色恐怖驟起，為了躲避抓捕，兄弟二人用行前奶奶給他們的兩枚金戒指湊成一張走私船票，我父親回到上海，而留在台灣的大伯則從此音信斷絕。

1940年代末，一家8口人只能靠祖父寫字刻印的收入勉強度日。父親和大伯去台灣也有經濟壓力的因素。1949年5月上海變天，四叔、五叔旋即參加了解放軍，二伯進入上海電影譯制廠工作，我父親進了新華社新聞訓練班，生活有了著落。1950年初，祖父受聘到武漢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那年年底，祖母帶著六叔也從上海遷居武漢。祖父的外祖父李輔耀是晚清官員，曾任杭嘉湖道台，宦遊杭州30餘年，是當地書畫界的重要人物之一。祖父跟著他耳濡目染，見多識廣；成為「西泠印社」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中華民國國西和「榮典之膝」的主創人之一(另一位主創人是王福庵)。故宮博物院建院之初，祖父還曾協助馬衡清點整理皇家收藏的書畫。湖北最初的文博團隊，可以說是祖父去了以後建立起來的。

文管會改成湖北省博物館後，祖父就到湖北省文史研究館掛職副館長。作為無黨派民主人士，祖父不斷通過統戰部打探大伯的下落，甚至要求用跨海高音喇叭向台灣喊話找尋。但一切努力都徒勞無功。

二伯在復旦大學是學農的，這位1948年前就加入地下黨的革命青年，50年代初主動要求歸口，放棄了協調蘇聯專家組的工作，到北大荒的農業科研單位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至此，我們家在上海已經沒有親戚，即使出現奇蹟，大伯捎信到上海，大概也只會「查無此人」吧。祖父母對大伯的思念之情與焦慮，日與老邁俱增，把大伯的小名「牛牛」也加到我這個新生的長孫身上，就是這種情感的寄託。

我出生時父親在北京工作，1957年秋天父親成了「右派」，作為「丁陳反黨集團」成員，名字登在《人民日報》上。祖父母怕我受牽連，祖母親自到北京把我接到他們身邊。在北京南下武昌的火車上，奶奶陪我過了兩歲生日。

祖父至終未再見到大伯

我漸漸長大後，兒時的小名也慢慢留在了兒童時代，後來連我奶奶也不大用它來叫我了。1968年我弟弟出生，我家仍然沒有大伯的任何消息。「牛牛」這個隱含思念之情的小名，就傳給我弟弟了。

1968年8月，祖父中風摔倒，從此臥床不起。我家的全家福照片從不曾有聚齊的全家。1969年春節前後，我二伯和四叔都來武漢看望父親，大伯缺席自不待言，我父親也缺席了。隨著時間拖延，祖父的狀況也慢慢惡化，口齒不清，後來只有祖母湊到嘴邊才能勉強聽懂。可是在彌留之際，卻能聽到他拍著床幫子喃喃地念叨，奶奶說他是在呼喚「牛兒，牛兒！」1969年4月8日祖父去世。

祖父去世後，奶奶在太原的我父母家和淮陰的四叔家，各住過一段時間。我父母在60年代初，先後離開北京調到太原工作；四叔在東海艦隊服役時也被打成右派，勞教期滿後，在江蘇淮陰一所中學教書。

1971年暑假，我去太原探視父母和奶奶後，回程繞道北京遊玩，北京的姨媽、姨父、舅舅和表哥、表姐都一律用我已經略感生疏的小名「唐牛」叫我。1972年，祖母去了淮陰，我趁暑假去淮陰四叔家看祖母。從武漢坐船去南京，途經九江，我下船準備上廬山一遊。「唐牛！」我剛踏進一家小飯館，一位面目清秀、皮膚白皙的青年從背後叫我，他是我大姨的兒子，我的表哥。他當時在九江教中學。幾年前他途徑武漢時來我家見過我，而我卻記不起他來。那頓晚餐自然是他盡了地主之誼。

我的小名在母親那邊親戚的嘴裡停留得比較久，大概是因為對我兩歲以前的印象也停得比較久吧。很多年後，他們偶爾還會有人叫我「大牛」，以別於我弟弟的「二牛」。

兄弟終於在60多後見面

在一段漫長的歲月裡，我家這個說不清道不明的「海外關係」，既是無法割捨的牽掛，又是壓在所有成員頭上的沈重陰影。加上我父親和四叔，一家兩個右派，我們就在無形中都入了「另冊」。從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到後來所謂「摘帽右派」，直到「改正平反」，我心靈的壓抑長達22年之久，而在性格上造成的扭曲，持續了更長一段時間。

70年代末，父親恢復原職，調回北京工作，80年代改革開放，海外關係逐漸不是問題了。大伯母的親戚、大伯的好友和下屬陸續造訪北京，見到了父親，我們也和大伯取得聯繫。1985年祖母和我六叔一道去美國，在美國小住了一段時間，那時祖母仍稱呼年逾花甲的大伯「牛牛」這個小名。

父親在1984年任中國作家協會常務書記，直到1989年辭職下野。1986年5月父親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美，在洛杉磯見到闊別60多年的大伯。從那以後，大伯回國的次數就多了，他們見最後一面是1999年父親臨終的那一天。

大伯出獄後成為文化人

話說當年，大伯和我父親分手後，和朋友合辦了一份報紙。報紙開張半個月後即被當局取締，大伯被抓起來，送到綠島監獄關了十年。這兄弟倆在海峽兩邊都未能倖免一場牢獄之災。

1959年12月大伯獲釋，在一家報館找到工作。當時戒嚴令尚未解除，情治機關的員警經常來住所盤查，但從小就矢志新聞事業的大伯，卻在《民生報》、《聯合晚報》、《聯合報》系的各個分支不斷受到重用，歷任編輯、編輯室主任、主編、總編輯等職，也對台灣1970年代文學界的創新潮流起過推動作用。他曾以耕耳、耿邇、蒲子、商辛等筆名，出版翻譯作品《篩中神酒》、《寓言新編》、《蘿星黛之戀》、《梅岡城故事》。大伯母後赴美讀研，回台灣找治安高層關係，大伯才得以解禁。1982年被聯合報派往巴黎創辦《歐洲日報》，後又派到美國任《世界日報》洛杉磯分社總編輯，1994年才自洛杉磯《世界日報》社長的職位上退休。

大伯退休後，整理祖父的遺作，出版了《醉翁印最》、《醉石山農印藳殘篇》、《唐醉石自用印印存》、《醉石印藳佚編》、《唐醉石先生治印年表》。近些年他周遊世界，遍嚐人間美食，結集出版了關於美食的《叼饞雜拾》。他最常用的筆名「耕耳」取義「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暗含了牛的秉性，也暗示了牛字的小名。另一個常用筆名「耿邇」則是「耕耳」的諧音，也表現了他耿介剛直的個性。「商辛」與傷心諧音，「蒲子」意為「蒲公英之籽」，同時也是「蒲傭之子」，「蒲傭」是祖父的外公為祖父所取的小字，大伯對祖父的思念和家族的傳承意念，都含在「蒲子」這個筆名中了。

我家脫不了與牛的關係

「牛牛」這個小名離我遠去之後，被我弟弟一直使用至今，而且也早已超過了小名。他有時自署「唐二牛」，也許是對我這個曾經的唐牛表示長幼有序的謙遜。他是中國第六代電影編導，唐牛、牛牛、唐二牛，朋友圈內人都知道是他，稱呼他最多的是老牛。牛字在當代的中文裡，也有了引以為傲的意涵。我弟妹是著名作家，在她的文章裡給我弟弟的綽號是「丫唐」，但在生活裡還是對他暱稱「牛牛」。牛牛這個名字現在是非他莫屬，即使我媽那邊的親戚也都不會再有半點混淆或猶疑了。

我現在美國和大伯住得很近，不足半小時的車程。繼承了大伯小名的唐二牛每年也都有機會和他見上幾面，在北京或在洛杉磯。新冠疫情把大伯和伯母困在家裡超過一年，但大伯仍然精神矍鑠。今年是牛年，他的生日在農曆2月，實足年齡已經96歲，渡盡劫波的他，正在穩步邁向下一個牛年。

(作者係旅美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