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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永不屈服》看汪精衛的「曲線救國」|潘嬑蓉 在 Facebook 上分享!


   日前筆者與三五好友一同觀賞由美國女星安潔莉娜裘莉導演,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人虐待盟軍戰俘的電影《永不屈服》(Unbroken),讓自幼在充滿「哈日」氛圍環境下長大的我們,更加瞭解到無論美國政府在釣魚台列嶼的議題上如何袒護與包庇日本,國際社會的主流終究還是與中、韓站在一起,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

那些懷抱著「三族共和」美好幻想,並且緬懷日本殖民統治時代,而走進電影院觀賞《KANO》的台灣年輕人,想必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歐美學術界的主流,是如何口徑一致地譴責包括南京大屠殺、731部隊、慰安婦,以及巴丹島死亡行軍等二戰期間日軍的暴行,更不瞭解他們所堅持的價值觀與歷史觀,才是台灣走不出去的原因。

《永不屈服》描述的是發生在日本本土盟軍戰俘營裡的故事,事實上在當年的東北、山西、山東、江蘇、海南、香港與台灣都有大量類似的戰俘營存在,慘烈程度絕對不下於影片中描述的大森與直江津戰俘營。筆者相信,透過對此一議題的研究,勢必能讓海峽兩岸與歐美學界在聲討日軍的暴行上取得更多共識。

不過,這部電影對我影響最深的,不是綽號「飛鳥」的渡邊睦裕曹長(上士)如何虐待被俘虜的美軍飛行員,而是一位被俘虜的美國海軍中校費茲傑羅(John Fitzgerald)所講的一席話,那就是:無論如何飽受虐待,都必須要活著,撐到戰爭結束、日本投降為止,這是他們贏取勝利的唯一方法。

費茲傑羅的這段話,在筆者看來,其實同樣適用於1931年到1945年這14年時間裡。生活在日本占領區的中國軍人與老百姓,因為無法跟隨國民政府撤往大後方,其命運就如同生活在更大的戰俘營裡一樣,隨時可能遭受侵略者的殺戮,這也促使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重新檢視汪精衛的「曲線救國」運動。

以筆者這兩年對一些長者進行口述歷史的經驗來看,凡是曾經在淪陷區待過的,不論當年是正規軍、游擊隊還是尋常老百姓,很少有人把汪精衛當成「漢奸」看待,相反的,他們大多數人認為,無論1940年3月成立於南京的親日政權有再多的不是,好歹讓他們平安地度過了那段被異族統治的歲月。

汪精衛領導的中華民國作為日本帝國發動「大東亞戰爭」的盟國,首先讓在戰場上遭到俘虜的絕大多數中國軍人,多了一個被改編為和平建國軍的選擇,而免除如同歐美戰俘那般被殘酷虐殺的命運,畢竟從宣傳的角度出發,同樣身為黃種人的中國軍人,至少也是日軍打擊「白種人列強」的盟友,必須給予一定程度的優待。

曾經跟隨陸軍第9軍第47師第101團,在中條山上抗日的老兵沈有志就表示,自從汪精衛政權成立後,許多被俘虜的國軍將士因為被收編為華北治安軍,而免於遭到日軍集體屠殺的命運,甚至有很多同袍在被俘以後,莫名其妙地又在南京政府交涉下被釋放,重新拿起武器,回到抗戰的陣營。

目前住在桃園平鎮的黃孟侯老先生,在抗戰末期,為了生活,不得不透過在和平建國軍第14軍第12師擔任參謀的堂哥黃楚才介紹,進入該部隊擔任娃娃兵。根據他的回憶,他在龍口鎮當軍人的時候,官兵穿的是國軍制服,升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每個月有總理紀念周,而且也都向中山先生遺像鞠躬,實在感覺不出來自己當了「漢奸」。

黃孟侯表示,每當12師奉命出龍口鎮掃蕩抗日武裝的時候,一律會在行動前先對空鳴槍,警告中共新4軍或其他土匪武裝撤退。他們從未配合日本人殘殺自己的同胞,甚至還會暗中協助戴笠將軍指揮的別動軍,救助在執行空襲任務中遭到擊落的盟軍飛行人員,在他們和平軍的口中,重慶的中央軍也只不過是「戰鬥軍」而已,大家都是「中國軍」的一份子。

抗戰期間於河南鎮平自治軍中服務的安徽人姚雲龍,也在抗戰末期有過被收編為「偽軍」的經驗。他回憶起當年僅有少數人能夠隨中央政府撤往大後方,大多數平民百姓不得不留在淪陷區裡過日子的往事,還真的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因此對於汪精衛願意冒著被罵「漢奸」出來維持局面,感到由衷的佩服。

團結自強協會理事長、海軍退役中將汪元仁,當年就是在汪精衛政權統治下的揚州接受中學教育的。身為國軍將領的他,對和平建國軍及地方上維持治安的警察,至今都保留著不錯的印象。他指出,如果沒有一個由中國人組織的「偽政權」存在,而是由日本人來直接統治的話,他們在淪陷區的日子肯定會更糟。

曾經參加過反共救國軍的侯公權少將,在抗戰期間於蘇州讀小學。他指出,和平建國軍的憲兵在穿著打扮上比後來中央軍的憲兵好看許多,每個人配著一把指揮刀非常的神氣,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於他們有權力逮捕任何他們認為對中國人不禮貌或不友善的日本士兵,因此老先生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雖無法給予汪精衛太高的評價,但仍然肯定他拯救了不少淪陷區的居民。

同一時間在湖北漢川縣接受短期中學教育的裝甲兵上士劉運隆也指出,和平軍是一支軍紀嚴明的戰鬥隊伍,而且因為他們的憲兵擁有逮捕日本士兵的權力,縣城裡面的日軍官兵不敢像過去那樣地任意欺負與屠殺中國人,所以,在無法自重慶中央政府取得任何保護的情況下,老百姓對汪精衛還是有一份感激的。

透過這六位長者的口述歷史,不難發現,如果當年沒有汪精衛政權的存在,直接暴露在日本侵略者統治下的中國淪陷區軍民,恐將更難以度過那五年多異族統治的歲月。因此,基於對抗日將士的尊重,筆者雖不主張對汪精衛給予全面的平反與肯定,但建議兩岸的研究者應該嘗試由當時生活在南京的老百姓的角度,重新思考此一歷史。

 

(作者係民間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