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任助理主教楊鳴章11月13日指出，中梵建交談判正在進行中，教廷對此樂觀積極。作者以為中梵之間還有不少須克服的難題，但北京顯然可以掌控建交的時程。

  教廷是全球最獨特的國家，因為教廷所代表的並非彈丸之地的「梵蒂岡城國」(Vatican City State)，而是普世的教會。教廷所關切的不僅僅是散居各地的天主教徒，它關心世界上所有的人類，故一般世俗外交運作必然執著的所謂國家地位、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皆非教廷外交所重，教廷外交的特點，在於期望並協助各國人民息爭解紛，和平相處。但眾所皆知，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教廷或教宗從來都不是虛弱或甘被矮化的角色，歷來教廷國務卿不僅幹練且手腕細膩，也善觀風向，即便在全球宗教市場上已非大戶，但應有的屬天霸氣與理念堅持，仍能在保守的國際社會贏得高度尊敬乃至勝利，例如長期堅持反墮胎的立場，即便引發俗世譏評，亦不為所動。

中梵關係簡史

1949年，教廷明知北京是主張唯物無神論的共產政權，但基於對中國教友必須關切的現實考量，庇護12世仍訓令摩納哥籍的黎培理公使留守南京，一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未隨國民政府暫遷廣州；至於已遭共方指名列為「戰犯」的原南京總主教于斌等神職人員，亦奉教廷指示暫留海外觀望變化。1951年9月，中共將黎培理驅逐出境，次年，直屬教廷的北平輔仁大學遭沒收併入北京師大。文革期間教士修女及教友慘遭凌辱迫害，各修會及華籍神父被迫流寓海外，均深化了與北京的相互敵視。

於是，教廷轉而具體強化與中華民國的實質互動。首先，教宗若望23世剛上任，即針對大陸「愛國教會」大加抨擊，任命田耕莘樞機主教署理台北總主教，指派于斌兼任籌備在台復校中的輔仁大學校長，以延續曾居北平四大名校之一的輔大學術香火，另增設台南、新竹兩個教區。當年于斌向教育部申辦新聞學系，並要求天主教喉舌《益世報》復刊。

1963年繼任的若望保祿二世，則於1966年12月將駐華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共有高理耀、艾可儀、葛鍚迪等三位總主教級的大使來台呈遞到任國書。若望保祿二世又制定「東進政策」與大陸展開對話，曾針對海峽兩岸特殊情況提出「雙重承認」的初步構想。

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大多數邦交國近似雪崩式劇減，教廷卻並未跟進，先將原大使葛鍚迪召回，改由次一級的義大利籍蒙席高樂天，以公使身分兼署代辦。1974年再由愛爾蘭籍陶懷德蒙席，純以代辦名義來台。

1978年10月16日，首位非義大利籍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登基，憑藉出身波蘭及對共黨政權與社會結構的深刻理解，抱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襟懷，開創了「破冰工程」，結合波蘭華沙團結工會登高一呼的改革浪潮，最終引發蘇聯、東歐等華沙公約共產勢力的徹底崩解。

若望保祿二世共出訪102次，贏得「飛行教宗」美譽，世人記憶猶新的招牌動作，便是一下飛機便彎身跪吻停機坪，經其親吻土地的共產國家其後無不走向開放體制，堪稱當代神蹟。

教廷開始對大陸釋放善意

1979年元月，北京與華府建交採行「一個中國」政策，教廷改以參事級人員以「代辦」銜主持館務。「中國主教團」亦自行更名「台灣主教團」。教廷對大陸局部釋出友善的訊息，可謂不言可喻，但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一直由特命全權大使主持。

1982年教廷諭令台灣主教不可過問大陸教會事務。次年10月，為慶祝利瑪竇來華宣教400年，台灣主教們抓住機會向與會的傳信部次長陸度沙彌總主教反映不滿意見，教宗乃於1984年2月28日透過公開談話鼓勵台灣及海外華人教友：「你們的美妙任務是做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因為大陸許多基督的兄弟姐妹們遭遇困難，暫時像埋藏在田裡的麥子。可是這一切努力和犧牲不會毫無結果，日子快到，那時將以更有形的方式，經由教會所敬愛的整個中國文化、期望和期待，來宣報並慶祝耶穌。」

對大陸而言，「橋樑教會」就是「和平轉變」的工具，「蘇東波風潮」殷鑒未遠，北京自然格外警惕。輔大前校長李振英蒙席原籍天津，退休後探親，竟因多帶了幾本聖經即遭幽禁多日。

北京自信掌控建交時程

大陸自1979年開始解禁，准許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基督教堂與天主教堂重開，1981年2月18日若望保祿二世訪菲首度公開向中共呼籲：應忘記過去與羅馬天主教會重建友好關係，但中共駐菲使館反應冷淡，因為「只要教廷與有35萬教徒的台灣保持外交關係，北京與梵蒂岡的正式對話就不太可能。」教廷估計1949年大陸有300萬天主教徒，400萬基督徒，3,000名教士；1981年時，至少還有50萬受過洗的天主教徒，580名教士。

若望保祿二世1982年成為首位訪問英國的教宗，並與女王兼英格蘭教會最高領袖伊莉莎白二世會面，進而恢復中斷450年的邦交。1999年訪問羅馬尼亞與東正教主教會面，成為自1054年東西教會分裂後，第一位拜訪東正教國家的教宗。後繼者向中國大陸叩門，自屬合理思維。

自1957年即擔任北京主教的傅鐵山曾痛責「大陸離心活動加劇，不能排除教廷是幕後的策劃者」、「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不能接受羅馬教廷家長式的統治。兩個教會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1981年6月，教廷任命73歲的鄧以明為廣州主教，點燃主教任命權之爭，這是1955年以來教廷首度任命大陸主教。中共官方形容此舉「不合法」且「嚴重干預中國教會獨立自主。」

中共中央政治局早於1999年便通過願與教廷建立外交關係的原則，同年2月12日，教廷國務卿蘇達諾亦提出「遷館論」呼應，中梵建交幾已水到渠成，關鍵仍卡在誰願讓步。傳聞雙方可能以「越南模式」，取得妥協。但中共國力早已飛騰，絕難屈就。所謂「越南模式」是指梵蒂岡或大陸方面尋找候選人，然後向對方提名以獲同意。如遭對方拒絕即須另提人選，直到找出雙方合意者為止。

愛國會的自信是靠譜的，山西太原清徐縣六合村天主信仰鼎盛情況，足令台灣信眾愧煞，近年歐洲大小教堂用各國語言主持彌撒者，大都是大陸選派赴歐深造的各省年輕神父。若非筆者親見，幾乎很難相信這是事實。

天主教高雄教區主教劉振宗曾用「笑話」兩字形容7大教區結構是：「本土主教、越南神父、菲律賓教友」。高雄教區100多座教堂只有10位本土籍神父，其他70幾位都是外籍。這在教廷天平上會產生何種評價，可謂不辯自明。一旦中梵建交，可能只有一件事對台灣有利，那就是必須將北平輔大校產包括著名的恭王府還給教廷，也許輔大因此得以在大陸復校，這可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生前最大的心願！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前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