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至今已兩年多。在這兩年時間裡，新冠疫情肆虐給世界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加速調整和重塑了世界經濟產業格局和國際政治秩序體系。在此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提出和展開，顯得更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主動求變，以變應變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提出，是在港澳特區「一國兩制」實踐日漸豐富的背景下，逐漸成型而浮出水面的，而其實質性的推進則是在香港和澳門相繼迎來回歸20周年逐步展開的。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上指出，不斷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天，習主席還出席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定》簽署儀式，見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協議所確立的合作宗旨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完善創新合作機制，建立互利共贏合作關係，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按照該協議，粵港澳三地在中央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共同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合作的示範區，可望打造出一個國際一流的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同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全面總結了國家治理的歷史經驗。香港和澳門特區的治理和「一國兩制」實踐的發展，是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一國兩制」實現歷史轉型

「一帶一路」的提出和推進標誌著，中國正在參與國際秩序規則的塑造和全球治理的進程，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港澳特區也應該保持開放的胸襟，繼續深度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以港澳特區的發展全力支援國家的發展。港澳特區和內地要實現良性互動、同步發展、共同進步，使港澳特區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並從統一到治理、從區隔到融合、從洗刷民族歷史恥辱到實現中華民族復興。

過去幾年，不論是珠三角城市與港澳特區之間的常態化分工合作，或是設立橫琴自貿區，或是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兩項工程建成通車，或是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在西九龍落地實施，或是粵港澳大橋在珠海和澳門之間施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邊檢通關模式，都在管理制度方面實現了創新與突破。

另外，蓮塘/香園圍口岸和橫琴新口岸跨境基建項目相繼投入使用，讓粵港澳三地開闢了互聯互通的新通道。香港在滬港通、粵港通基礎上實現債券通，鞏固和提升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橋頭堡的地位。港澳台居民可取得居住證，在多方面享受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對港澳居民更是一大福利。

支援深圳為先行示範區

2019年8月18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支援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這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基本精神一脈相承。這是落實「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港澳建設好」的戰略舉措，對深圳市進一步賦能和重新定位。

深圳有制度創新和高科技創新的環境和土壤，有高速發展的衝勁和活力，例如華為、騰訊、大疆等高科技企業就以全新的理念推動科技創新和應用，引領人類未來的生活方式。深圳以其獨特的發展態勢及速度、水準和品質，成為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引擎，將與大灣區其他中心城市一起攜手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大灣區將是區域治理典範

未來，粵港澳三地之間的互聯互通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會繼續得到強化和改善，使三地的人員、貨物、資訊等會更加通暢；「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等建設全面啟動，會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走向縱深。

筆者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過程中，會不斷探索新的社會發展模式，催生新的社會形態和秩序規範，這既可以為香港、澳門特區有效治理提供動力，還可為「一國兩制」實踐提供新的歷史機會，也將成為區域治理的示範地。

(作者係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