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先來自廣東省饒平縣，何時遷居來台灣已不可考，原來世居桃園龍潭，到了曾祖父時，舉家遷移到台中潭子的栗林村定居。父親呂石堆生於1914年8月，是祖父的第三個子女。當時家族的景況不錯，在潭子地方上是具有聲望的大戶人家，也是家族的興盛時期。

1922年，父親進入潭子公學校就讀，14歲畢業，隔年同時考上台中一中與台中師範學校。當時考上師範學校的，在潭子鄉只有父親一人，在豐原鎮則有兩位，另外一位是後來也在白色恐怖中受難、坐了25年牢的江漢津。父親最後選擇進入免學費的台中師範學校就讀。

1930年，父親就讀師範學校三年級時，祖母陳萬里因病去世，父親哀痛不已，從他在這之後的作品裡面，可以見到17歲喪母的相關描述。而就在這個時期，父親所遭遇的幾件事，可以說明他早年思想形成與轉變的過程。

當時父親時常到台中市政府對面的「柵邊」書店閱讀《中央公論》、《改造》、《資本主義的詭計》、《貧乏物語》等書刊。在台中師範學校時期，他在課業及音樂成績上表現優異，唯獨在校操行成績，一直是乙等。

父親20歲時升讀演習科後，經常去找住在社口的堂姊夫林寶煙話家常。林寶煙是日本法政大學的畢業生，當時他是「赤色救援會」豐原地方班的委員之一，經常在社口地方上的廟口演講，常常因此被日警拘禁。父親的堂姊，也就是林寶煙的夫人，曾多次訓斥父親，說自己有一個這樣的丈夫已經受夠了，不想看見自己的弟弟也步上丈夫的後塵。但是父親不為所動，可見當時父親的思想上多少受到林寶煙的影響。

由於操行成績不佳，父親被分發到交通不便的新竹娥媚山腳下的娥媚公學校任教，月薪45元，當時五個鴨蛋大約1角錢。娥媚是客家族居住的地方，雖然我們也是客家族，但是父親不會講客家話，日常生活上有些不方便。同年，父親開始寫作。1935年1月日本文學評論刊登父親的成名作品《牛車》，因受到好評，在台灣文壇開始小有名氣。取名「赫若」，是希望能成為一位赫赫有名的年輕人。

1940年3月父親教滿公學校教職六年便離職，到日本學習聲樂，在下八圭祐聲樂研究所研習，並受到著名女聲樂家長板好子教授的個人指導，先後在日本「歐文社」、「東京室塚劇團」等地工作，並隨團在東京「日比谷劇場」、「日本劇場」、「東寶劇場」演出，生活十分忙碌，也十分辛苦。1942年5月因身體健康欠佳，坐最後一班輪船「富士丸」返台。回到台灣後，父親展開另一頁文學與音樂的生涯，他加入《台灣文學》，擔任「台灣文藝家協會」小說部理事。

1943年11月父親30歲，參加「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以短篇小說〈財子壽〉獲得第一回「台灣文學賞」，隔年3月小說專集《清秋》由台北清水書店出版，是當時台灣文學界唯一出版的小說集。那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文壇兩大陣營，有父親加入熱愛台灣本土的《台灣文學》，以及由皇民文學的代表人物、日人西川滿所主持的《文藝台灣》。後者曾經批評父親的作品欠缺「皇民意識」，父親顯然不同意，在日記中記載「希望寫更具有民族性的作品」。為此父親閱讀了《浮生六記》、《桃花扇》、《紅樓夢》、《北京好日》（京華煙雲）等屬於自己民族的作品。

1945年8月15日，二戰結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了50年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民無不歡欣鼓舞，展開熱烈慶祝，父親也陶醉於興奮歡樂中，並開始改用中文撰文。父親在台灣光復後，先後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並且應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邀請，擔任音樂老師，隨後又擔任北一女音樂老師。

然而，正當台灣人還陶醉在光復歡樂的餘溫中，國民黨政府卻處處顯示出無能腐敗，民眾生活逐漸困苦，也開始不滿國民政府的統治。

1946年1月，父親加入具有左傾色彩的《人民導報》，擔任記者，當時的社長是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的宋斐如。同年6月在國民政府的壓力下，《人民導報》編輯部改組，父親與王添燈等人退出《人民報導》，與蘇新、王白淵等人在台北創辦週刊《自由報》。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發。1948年父親擔任《光明報》主編，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已溢於言表，隨即投入地下工作組織，停筆不再寫作，在台北經營「大安印版所」，印製地下黨的機關刊物。

1949年5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發布戒嚴令，全省籠罩在一片緊張恐怖的氣氛中，不久保密局逮捕散發地下刊物的《光明報》。身為《光明報》的主編，父親的處境已出現危機，因而結束大安印版所。同年底，由大陸撤退來台的蔣介石政權為鞏固台灣作為反共的最後一塊堡壘，對不滿政府的異議份子大肆搜捕。1950年代終於發生台灣白色恐怖，社會上知名人士相繼被捕。當時已受到有關當局密切注意的父親，開始潛入地下，在石碇山區從事地下工作時，不幸被毒蛇咬傷，而命喪鹿窟。

大約是在母親產前的一個星期，一個晚飯後的夜晚，父親帶著疲憊的身體，來到舅舅家，經過一番閒談、小睡片刻後，在凌晨天空尚是一片黑暗之際，父親起身離去。臨行時，父親向舅舅拿了一個卡其色的背包，形色匆匆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中，留下傷心的母親。這是母親見到父親的最後一面，從此天人永隔。

父親離開後的一星期，最小的弟弟出生。情治單位後來知道呂石堆就是呂赫若之後，對錯失一舉逮捕父親的機會感到惋惜，於是把怨氣全出在舅舅家。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將舅舅和分別在北一女及成功中學就讀的大姊、大哥都一併逮捕，三星期後，才被釋回。

舅舅在保安司令部居留期間，與台大醫院的醫師許強同房，許強後來也犧牲在馬場町刑場。有一次，舅舅好奇地問許強，「您是台大醫院的內科主任，是名醫，為何你會加入地下組織？」許醫師回答說，「沒錯，我是醫師，我每天在醫院醫治病患，是一種救人的行為，但是在門診中一天能救多少人？我投入地下組織的活動，是設想著要救更多人民的。」

牢房裡的早餐是很稀的稀飯和一小盤花生米。由於人數眾多，根本不夠分配。在牢房中備受難友尊敬的許強對舅舅說，「你是藥劑師，最會調劑，花生米由你來分配最好。」當舅舅把許醫師應得的、僅有幾顆花生米送到他面前時，許醫師對舅舅說，「將死的人吃不吃這幾粒花生米已經無所謂，而你要走的路還很漫長，要多保重身體。」說完，把花生米送給舅舅。小小幾粒花生米，就可以顯示出許強崇高的人格，舅舅一生念念不忘。

因為父親的事，家族已經多人受牽連，外祖母唯恐父親留下來的手稿及書籍會帶來二次傷害。在外祖母的一聲令下，大哥和我就在家前面荔枝園中挖了坑，把父親所留下來的手稿及書籍全部埋掉。埋好後，還在上面潑了幾桶水。父親的手稿及未發表的作品從此化為塵土。之後，偶而好奇地向長輩問起父親，長輩們便會用很不高興的口氣斥責，警告我們不許再問，即便在外面也不可以說父親是誰。從此，父親的名字「呂石堆」成為一個禁忌，有了身分證以後，父親欄底下也寫著「行蹤不明」。

父親生前從事文學、音樂、戲劇、教師、編輯、記者等工作，對台灣文化貢獻不遺餘力，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美譽，不幸受到白色恐怖傷害，英年早逝，去世時只有37歲。在熾熱又亮麗的「才子」光環下，父親走完他的人生，卻留給家屬寒冷又黑暗如「冬夜」般的生活。我後來得知與父親同行的很多人，最後走到馬場町刑場的槍口下。我認為，父親選擇的道路終究是對的，只是，我希望這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作者係呂赫若的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