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學術交流是兩岸交流中最早開始也是最重要的一塊，台灣國史館禁止大陸、港澳學者查檔，是開兩岸交流的倒車。

         5.20開始，民進黨再次上台執政。蔡英文當局立即擺出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姿態，造成兩岸關係緊張。與此相適應，台灣史學者吳密察擔任國史館館長伊始，立即宣布國史館今後不搞民國史。7月下旬國史館又宣布8月1日起，禁止大陸、港澳學者前來查檔，對台灣學者查檔也做了限制。此舉顯然在貫徹台獨主張，是國史館自1992年兩岸學者雙向交流以來的大倒退，引起了學術界的嚴重關注。

對國史館如此的新政，台灣學者發起連署表達反對意見，參加簽名的除了台灣學者，還有大陸及日本、美國學者，多達七、八百人。大陸學者也發起了反對簽名。我不反對這次簽名運動，但我沒有參加簽名。我認為國史館禁阻大陸學者查檔不是學術行為，而是執行軟性台獨的政治行為，光靠學者們反對簽名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兩岸實現雙向交流是兩岸關係的重大突破和進步，我們應該珍惜。我在此講一點個人經驗。

學術交流開啟雙向交流

1987年台灣當局宣布「解禁」。1988年以後，台灣老兵、台商及各方面專業人士到大陸，已經風起雲湧，不可阻擋。1988年起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後，多次接待來訪的台灣歷史學教授，相談甚歡。但1992年5月之前，兩岸關係還是很神秘。台灣人到大陸獲得突破；但大陸人除了極個別直系親屬奔喪外，到台灣還是不被允許的。大陸學者何時能去台灣訪問，是橫亙在我心頭的疑問。

兩岸人員交流需要實現雙向，才是真正的兩岸交流。對此兩岸當局應該是理解的，兩岸行政主管可能已經通過白手套做出了適當安排，但我沒想到的是，兩岸交流居然從中國近代史學者的學術交流啟動。

難忘的1992年台灣之旅

1992年5月8日，我和其他兩名中國近代史學者一起到台北，出席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等舉辦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這一次台灣之旅開啟了海峽兩岸學術界雙向交流的大門，也開啟了兩岸雙向交流的大門。在一定意義上，對推動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對我個人來說，是我個人學術活動的一個轉向：我開始注意台灣學術發展，尤其是台灣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進展，也開始推動兩岸近代史的學術交流。

因為是第一次交流，兩岸有關方面都在探索處理公務的手續。北京方面需要國台辦批准，還需要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給北京市公安局開出允許辦理證件的指令。台灣方面同樣也在探索。那時候，我們從羅湖進入香港，英國管理下的香港警方在羅湖香港一側扣留審查我們六個小時。在啟德機場登上去台北桃園機場的飛機，我們一行三人走在飛機舷梯上，有空姐檢查我們的證件，我們兩手空空。經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胡春惠教授電話與台北溝通，允許我們先上飛機。在桃園機場降落時，飛機上廣播，請張海鵬等三位下飛機時，在舷梯旁等候。這時候有一位小姐拿著我們三人的入台證分發給我們。這時，我們三人才成為合法入境者。

出席這次「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收穫很多，限於篇幅不能展開。我在會議上宣讀了《論黃興在武昌起義中的態度》的論文，受到了與會台灣學者高度評價，稱「整篇論文可說是論理清楚，無懈可擊」。 我的印象，這次學術討論會水準甚高，頗引起學術界注意。會議中的討論氣氛總起來說很好。

借這個機會，我見到了許多台灣知名的中國近代史學者。如政治大學蔣永敬、王壽南、顏沁恒、馬起華等，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張玉法、陳三井、呂實強等以及台灣大學王曾才、李守孔，台灣師範大學李國祁教授等，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宋晞教授等。沒有該次討論會，很難一下子認識這麼多台灣歷史學教授。

大陸學者首次出席台灣的學術會議，是這次討論會從始到終的議論話題。主辦方對能邀請到大陸學者出席非常興奮，政治大學校長張京育在開幕致辭中表示「希望這次會議能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起點」。國史館館長瞿韶華在致辭中也強調此次會議「必將使兩岸的學術交流，從此展開新頁。」胡春惠所長在論文集序文裡指出：大陸數位教授出席「是大陸學者正式受到邀請集體到台北出席會議的記錄開創者。這次黃興與近代中國的討論會，不僅是一次成功討論歷史的會議，也是一次成功的創造歷史的會議。」

這次會後，我還訪問了政治大學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在兩處分別演講；訪問了國史館，瞿韶華館長接待；訪問了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李雲漢主任委員、陳鵬仁副主任委員接待；訪問了台北故宮博物院，秦孝儀院長接待；訪問了海基會，陳榮傑副秘書長接待；訪問了東海大學，文學院長呂士朋接待。這期間，我還會見了總統府資政邱創煥、海基會副秘書長李慶平、展望基金會董事長李慶華、行政院前新聞局長邵玉銘、中國統一聯盟主席陳映真、《海峽評論》總編輯王曉波等，還出席了聯合報系《歷史月刊》社主辦的公開演講會。

這次到台灣出席會議等活動，對我個人來說，是一次密集的、強化的與台灣歷史和現實有關知識的培訓。這種培訓的收穫，是在平時十年也難以做到的。我對台灣學術界的大致情況，對台灣的官民關係，對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對台灣社會的反共情結和統獨矛盾，有了基本的瞭解。1992年5月台灣之旅，給我的人生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和思考。

同一年11月，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終於達成在兩岸事務性交往中「各自以口頭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以後被概括為「九二共識」。

中國近代史交流至為重要

此後，我致力於推動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組織和推動了一系列分別在大陸和台灣召開的學術會議。我以為，兩岸學術交流是兩岸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近現代歷史（包括台灣史）的學術交流，對於兩岸學者重溫共同的歷史，交流彼此的學術見解，是很有意義的。

無論是國民黨執政還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我都去過台灣，也去過國史館。我在大陸主持過多次台灣史學術討論會，許雪姬、黃富三等台灣史學者多次來大陸開會。台灣是中國人共有的基業，大陸也是中國人共有的基業。「台灣史觀派」學者認為，台灣自始就是一個「國家」，歷史上台灣出現過的政權都是「外來政權」，是完全沒有任何史實基礎的主觀論述。吳密察擔任過台灣史教授，這一點知識還沒有嗎？

推動海峽兩岸近現代史學術交流，有助於拉近兩岸距離，相反的，禁阻這種交流，就會拉開距離。究竟是「一個中國」還是「一中一台」，歷史在檢驗台灣，也在檢驗民進黨的執政，當然也在檢驗吳密察主持的國史館。謂予不信，當拭目以待。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