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1937年7月7日這一天，日本在蘆溝橋發動蓄謀已久的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而當時因甲午戰敗被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已經在殖民統治下煎熬了42年。

殖民地人民承受雙重壓迫

           這42個年頭裡，台灣人首先遭受日本軍隊在全島各地的武力鎮壓，雖然得不到清廷支援，民間武力抗爭依然持續不斷長達七年。1902年之後沉寂了五年，在辛亥革命前後(1907-1915)又再奮起，先後有羅福星在苗栗，余清芳、羅俊在玉井西來庵起義，日本殖民統治者剿撫並行，從招降、誘殺最終屠殺，腥風血雨極其殘酷。

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兩度「理蕃五年」政策下，台灣原住民部落歷經殘酷的種族滅絕屠殺，後期1930年發生的霧社事件，日本殖民者的鎮壓手段慘絕人寰，震驚了國際世界。

軍事行動為經濟掠奪清掃障礙，配合日本大資本進入台灣，透過土地調查與理蕃政策，有系統地掠奪土地森林自然資源。組織嚴密的農業移民，解決了日本本土人口過剩耕地不足的危機。相對於此，台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被迫成為日本製糖會社種植甘蔗的農奴，台灣種植的稻米過半為供給日本本土，農民自己吃不上白米飯，只能吃加上很多晒成黑黑的蕃薯籤飯。

與此同時，殖民統治者透過各種歧視政策與奴化教育，企圖從語言文化傳統的根基上切斷台灣人的民族認同。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一直承受著雙重的壓迫，一則來自國家政策─帝國殖民主義─的壓迫與橫暴，另一則是日常生活中日本官吏、警察和一般日本人處處彰顯的優越感，以及對台灣人毫無緣由的鄙視和欺凌。

1920年代，環顧無援手的台灣人，在孤立的反殖民抗爭中開展新的形勢，出現了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地主階級領導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守護祖國情懷、民族傳統與啟蒙運動的文化協會、民族主義聯盟的民眾黨，反抗殖民主義經濟掠奪與剝削的工農運動─農民組合、工會、反帝同盟，還有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

山雨欲來風滿樓

自從1931年日軍在東北製造九一八事變，隔年春天挾持末代皇帝溥儀成立偽滿洲國以後，台灣島上的空氣就日漸沉重起來了，「民眾黨」被解散，台共遭遇大逮捕。日常生活物價上漲、稅金加重，還有警察通過保甲攤派的各種捐款，1935年以後更有「愛國獻金」名義的捐款，強迫台灣人為日本侵略祖國大陸的「聖戰」捐款。

七七事變之前在台灣發生的「祖國事件」和「地圖事件」，日本軍國主義的蠻橫囂張氣焰，台灣人已經預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

1936年春，《台灣新民報》組團赴大陸華南各地考察，在上海華僑團體的歡迎會上，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致謝詞中有「歸來祖國」的話語，為日本間諜獲悉轉報台灣軍部。5月間《台灣日日新報》連日以頭條新聞大加撻伐，罵林獻堂「非國民」，6月中旬在台中公園，獻堂先生再遭軍部唆使的「生產黨」浪人賣間善兵衛當眾毆辱。「祖國事件」風波的警示作用極有成效，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與地主階級。

1937年的元旦，《新民報》因為新年隨報贈送的世界地圖而攬禍上身，這個「地圖事件」只因地圖上的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著色同為粉紅，而與其殖民宗主國日本不同顏色，地圖委託大阪日本人的印刷廠承包，責任雖不在《新民報》，軍部卻以此為藉口，慫恿幾個右翼浪人到《新民報》大鬧一場，威脅要放一把火燒了報社。4月1日，台灣三家日本人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同時廢止漢文版，總督府同時限令《新民報》在6月1日廢止漢文版。新民報不僅是日據下台灣人唯一的喉舌，更兼具保存漢文與民族意識的重任，廢除漢文版的《新民報》，無異於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意義。

七七事變後的台人處境

1937年的七七事變誠然是歷史轉折點，祖國大陸開始八年的全面抗戰。8月15日，日本台灣軍司令部在宣布全台進入戰時體制的同時，古莊司令另發表聲明，殺氣騰騰地告誡台灣人：「島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動，若一旦聞知，即予剪除。」同日，反殖民抗爭中碩果僅存的、議會路線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宣布解散。此後，台灣人的生活完全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風暴圈內，民族意識濃厚的知識分子，當眾遭受憲兵與特高警察的盤查侮辱，甚至於無端被長期拘押的事件，時常在各地發生，最具代表性的是彰化的賴和，台中的莊垂勝與台南的歐清石。賴和是台灣新文學的先鋒，莊先生是文化運動的幹將，歐先生是名律師，三位都備受台灣人敬重。

隨著侵略大陸的戰事擴大，日軍開始在朝鮮和台灣兩殖民地徵召軍用人員。1938年宣布台灣志願兵制度，但緣於對台灣人濃厚的祖國情懷的不信任，一直到太平洋戰爭之後才真正實施。台灣雖然倖免淪為戰場，卻早在七七事變之後，就開始有大量青年被徵用為軍伕軍屬，地位遠較軍人為低，待遇更極不人道；還有青年女子受徵召為護士（甚至於悲慘的淪為慰安婦），軍用人員的徵召讓眾多家庭惶惶不可終日。關於台灣人忠誠度的微妙問題也在此時浮現，這種危機感或許才是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的因素？威嚇利誘驅使台灣人說日語、改日本姓名、學習日本國民的生活。並且從制度上廢除漢文，摧毀中國寺廟，廣建日本神社，目的皆在於消滅台灣人的漢文化傳承及民族意識。

1937年10月國際聯盟對日本經濟制裁之後，殖民地台灣也深受影響，各種物資供給陷入困境，加上徵調軍伕導致農村勞動力嚴重短缺，影響米糧生產。日本人更加緊在台灣搜刮物資，從各種五金類的回收到強制收購黃金，乃至於窮凶惡極地在農村搜查米糧。

七七事變之後，大陸同胞同仇敵愾全面抗戰，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雖心繫父祖之國卻身不由己，精神上充滿無奈苦悶，特別是知識分子最為煎熬。1937年9月家父（葉榮鐘）有一首詩〈生涯〉寫當時的心境。他自己對其中「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兩句有如此解讀：忍淚歡呼「萬歲」是當時歡送軍人出征的情景，他們到大陸是去殘殺我們的同胞，蹂躪祖國的山河，而我們雖則痛心疾首，但表面上仍不得不歡呼送行。

回歸祖國參加抗日戰爭

在持續不斷的反殖民抗爭中，台灣人清楚地認識到只有祖國強大，台灣才可能自日本的殖民統治下解放，有志者陸續在各階段選擇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部霧峰林家三代人的抗日事跡，1895年抗法名將林朝棟領導棟軍在新竹抵抗日軍，後舉家遷回大陸，氣恨之餘客死上海。其子林祖密支持孫中山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支援羅福星苗栗起義失敗之後，毅然賤賣龐大家產、放棄日本國籍，舉家遷回廈門恢復中國國籍。第三代的林正亨在七七事變後，丟棄畫筆進入陸軍官校，抗日戰爭中在雲南、緬北戰區出生入死。

1931年之後，日殖民當局即加緊對民族人士的控制，領導二林蔗農事件而入獄受刑的李應章醫師，台灣民眾黨的領導人謝春木，都在這段時期逃離台灣，輾轉到上海、重慶參加抗日活動。

曾任粵桂邊區總指揮的新竹人鄒洪將軍，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即加入國民革命軍。出身黃埔軍校的李友邦，北伐時期深受孫中山器重，領導台灣義勇隊活躍在東南戰場。從事文化抗日工作的宋斐如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馮玉祥將軍的教席，他們都是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年少就決意脫離殖民地回到祖國大陸的典型。其中也有奔赴延安加入八路軍或新四軍的，如台北人沈扶、台南人林棟、台共烈士翁澤生之妹馮志堅（原名翁阿冬）、林正亨之妹林岡等。專攻地質採礦的丘念台，曾任中山大學教授；抗戰期間，領導台灣青年組織東區服務隊在粵東做敵後工作，丘念台刻苦樸實的平民作風，使該團被視為左傾隊伍，不受國民黨信任，卻在沒有固定經費的困難下一直堅持抗日工作。

七七事變之後，在廈門求學的台灣青年400餘人，申請恢復中國國籍，並首先發起抗日組織，上海、重慶的台胞也相繼組織抗日團體。抗戰期間，在後方重慶從事抗日工作的台灣人數眾多，較為知名的有謝南光、宋斐如、謝東閔、黃朝琴、游彌堅、李純青、黃國書、李萬居、連震東、劉啟光、林忠等。

殖民地的台灣青年回祖國大陸參加抗戰的決心，首先要穿過日軍的層層封鎖線，還要面對嚴峻的客觀現實考驗。此客觀現實是命運強加於他們的日本國籍身份，以及因為使用日語而與大陸同胞之間的溝通困難，他們難以得到信任，甚至於產生誤會被懷疑為日本間諜。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艱難，鍾浩東、蔣碧玉、蕭道應、黃素貞和李南峰等五位青年投奔祖國的曲折經歷，都道盡了殖民地人民的困窘情境。追根究底，這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所造成的，卻也不是台灣獨有的經驗。

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殖民帝國主義在亞、非、拉美各洲進行的殖民統治，非僅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更摧殘了當地的精神文明，留下眾多至今無法妥善解決的複雜問題。曾經作為一個後起的殖民帝國，日本在亞洲地區，特別是琉球、朝鮮半島、台灣所留下的複雜歷史問題，還有待後來的人努力以赴，探索修復與自我療癒之途。

（作者係本刊主筆、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