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永賢是台共運動史上，由「左」轉「右」的特殊人物。年輕時是共產主義者/職業革命家；他被捕、自新後成為「反共時代」的中共問題專家；晚年以中共通和日本通的角色進入總統府服務，李登輝曾派他負責「國家統一委員會」籌備工作，也曾以「密使」身分，與大陸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北京晤面。

2010年底，國史館出版《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不久後曾先生親筆簽名送我一本存念，我至少讀了三次。

一生充滿傳奇

曾永賢一生充滿傳奇，2019年12月4日辭世，嵩壽96歲。他不好出風頭，與人無爭，臨終時囑咐家人不發訃聞、不舉行喪禮，交代火化後將其骨灰撒入台灣海峽。曾先生辭世海葬，這種乘化而遊，不依故丘，漚滅歸海，放下一切的哲學態度令人欽敬。

據我所知，台灣政治人物舉行「海葬」的只有二人，一位是吳稚暉，另一位便是曾永賢。猶記于右任臨終自賦辭曰：葬我於高山兮，望我故鄉。我在此也為曾老賦辭曰：葬我於海峽兮，魂縈兩岸。

在年齡上，曾永賢是我的前輩，我對他自然敬老尊賢。我不是歷史學家，無意用春秋之筆對曾老蓋棺論定，我寫此文，只是基於我對他長達半個世紀的認識與情感。

我對他的認識，基於兩人在一起的「時間性」。第一段時間是我與他在調查局第四處（昔對外稱「薈廬」，今兩岸情勢研析處）共事13年。開始時我以「曾老師」尊稱他，他引用他的長官/老友姚孟軒的話告訴我：「要把四處當成和尚廟，研究就是修行。」薈廬藏有與中共有關的為數逾萬的原始文件與資料，有些資料連中共本身都沒有，歐、美、日著名的「中國問題」學者專家都來過薈廬。《康隆報告》的起草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施伯樂(Robert A. Scalapino)稱薈廬：「是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寶庫」。此語不虛，曾是真正的「中共問題」專家，也是第一個影響我對「中共」研究產生興趣的人。

曾永賢在薈廬一待就是37年，我待了13年就辭職出國留學。這13年中，我不但以他為標竿努力學習與研究，也認識了當年與曾一起「搞革命」的同志：黎明華、劉興炎、陳福星等人。後來曾先生推薦我到政大東亞研究所進修，教我「中共黨史」的居然是當年主其事設計誘捕蕭道應、曾永賢、陳福星等人的前「台灣省調查處長」郭乾輝（即中共江西蘇維埃時期的陳然、二萬五千里長征時的郭潛、自新轉向後為政大東亞所教授的郭華倫）。此外，也因曾先生的關係，我在座談會上認識了當年曾的上級領導洪幼樵。在這些人物中，曾永賢是最後過世的一人，但他們的人生故事早已凝聚成我研究「台共」的興趣。

第二段時間是我留學回來在中山大學服務期間，有機會參加「中華歐亞基金會」，當時曾先生以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身分，受聘擔任該基金會的副董事長兼執行長（董事長是張京育），我擔任董事兼大陸所召集人。基金會的主要活動是國際及兩岸交流。我每次去大陸參加兩岸問題研討會或學術訪問歸來，曾都會問我開會的情況，並關切中國大陸的發展情況，這段時間前後有14年。

曾永賢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是真正的「日本通」，他多次籌備/主持「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有一次在東京開會，晚宴結束後，他帶著我和其他幾個年輕學者，到銀座小酒館體驗真正的日本傳統文化，他解說《源氏物語》令我折服，讓我認識到他的人文面。

有了長達27年的相處與共事，自然有感情，我稱他為「曾老師」，除了尊敬，也彰顯我對他由淺入深的認識。

曾永賢生於1924年苗栗銅鑼，受到他二哥曾永安的影響，1939年他15歲那年便負笈日本，在東京與二哥同住了兩年。他回憶說：他二哥與一群銅鑼年輕朋友1930年代就去日本留學，他們「很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具有非常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鼓勵來日本的學生讀理工科系，準備將來為建設中國做出貢獻」。曾說他二哥和這批青年人自組讀書會，他們讀三民主義、實業計畫，而且討論十分熱烈。

曾永賢這時首次接觸到周佛海的《三民主義之理論體系》日文版，他說對他影響較深的是民生主義，它認為「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其實就是社會主義」，他說可以把三民主義「當成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流派，而且是一種很溫和的社會主義」。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這個時候日本正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為了改姓名問題，他大哥（曾永清）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和二哥徵詢意見，曾永賢首先反對，二哥也接著反對，於是二哥回信告訴大哥：反對曾家將漢族姓名改為日本姓名。曾先生回憶說：「在銅鑼庄的公職人員、士紳中，沒有改姓名的，只有我們這一家。」這裡可以看出，少年的曾永賢和他二哥一樣具有很強烈的民族意識。

第一次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民族解放與共產主義思潮流行的時代，凡具有民族意識覺醒的人通常都會有階級意識，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受到的民族壓迫，加上他二哥的左派思想，匯聚在曾永賢的身上，讓他1943年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系）時開始左傾。

曾說在早大圖書館工讀時，他藉著每周清理禁書庫，「趁機看了不少馬克思、列寧等人的書」，列寧談論戰略與策略問題特別吸引他，原因是「較能真正與革命行動密切結合，所以看了很多列寧的著作」。可見曾永賢是個革命實踐論者，他於1946年參加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在早稻田校內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便是明證。曾說，他還請了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商學院長北澤擔任指導教授，同時又請了一位立教大學副教授來主持讀書會。在讀書會上，曾「最先閱讀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右稚病》」，這說明曾永賢由少年步入青年，實際上，也是由民族主義走入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年底日本共產黨召開全國協議會。曾永安參加了大會，並告訴曾永賢：「這次大會朝鮮共產黨派二人列席參加，表示回程時可以帶兩個人搭他們的便船回朝鮮，而且負責送這兩個人去中國東北。」於是永安問永賢：「要不要去？」曾永賢說：「我去」。然而會議結束後，日本共產黨決定要派自己的人和中共聯繫，曾回憶說「我就去不成了」。如果這次曾去成了，我想他會由東北轉往延安，直接參加「中國革命」，他日後的個人歷史可能就要改寫。

曾回憶說：「1946年春，既然去不成中國大陸，我就決定先回台灣『搞革命』了。」可見二戰結束時，曾永賢原本是要去大陸參加共產革命，「機會」錯失後，才打道回台為「解放台灣」開始「搞革命」。

1946年5月，曾永賢由日本回到台灣。他說「搞革命」必須先從宣傳活動和群眾運動入手，他回到家鄉銅鑼，藉著辦「國語講習會」教育、組織群眾，同時自己刻鋼板辦了《先鋒》報（日文版）。曾說直到1947年，「我（才正式）成為職業革命家，開始『跑路』」。原因是，他辦「國語講習會」時，注意到一位學生會員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日文版），該學生帶著曾去見他老師何集淮。何曾二人晤談甚歡，何邀請曾去謝雪紅處吃飯，曾、謝二人便如此認識。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曾永賢在台中參加謝雪紅的「人民政府」、「人民作戰本部」，也加入「二七部隊」（武裝民軍），主要負責文宣，爭民主、反獨裁。國民黨軍隊南下台中鎮壓平亂，曾永賢、何集淮、蔡伯勳等一百四五十人由台中撤離至埔里。謝雪紅在埔里與曾等會合後，謝建議他們退至山區建立武裝基地。這時的曾永賢並不是台共的地下黨員，他說：「我完全是因為共產主義思想，才加入謝雪紅的組織。」可見他是先有理論，後有革命實踐，直到國府「清鄉工作」結束後，1947年6月才由洪幼樵（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宣傳部長）監誓，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職業革命家」。

1949至1950年初，「省工委」主要幹部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陸續被捕後，北部地區地下黨份子在陳福星、黎明華、曾永賢領導下重建省工委黨組織，不久蕭道應也由南部北上參加新的黨組織。為了「退守保幹」，曾永賢等隱匿山裡，建立武裝基地（如鹿窟、烏塗窟、三峽、白毛山、旗山），圖與執政當局做最後對抗，由於形勢逼人，敵不過國府的聯合小組圍剿行動，最後一一被捕，一場台共「搞革命」的行動以失敗告終。

誠如曾所說，台共失敗的原因主要是違反了「地下黨」工作的原則，其次是台灣交通方便，高山地區有管制，地理環境不適合建立根據地進行長期武裝鬥爭，再次是國府實行「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把共產黨在農村搞「農民運動」的條件摧毀殆盡。

曾永賢說，1952年被捕後，向「右轉變」的心理掙扎，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的，因為政治上的「轉變」較易，張國燾便是一例，心理、理性上的「轉變」較難。不能也不宜以被捕/自新/轉變，把曾永賢看作「右傾機會主義者」，或是共產黨的「叛徒」。

曾自己說：「青年時代由於嚮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且加入日共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返台後繼續追求理想，毫無顧忌地參加中共在台的地下黨活動。這些過程都是主動的，也是順理成章的。」這說明了他青年時期的「左」，不是被逼或被動的。他「自新」後，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匪情研究」，已「領悟」並「拋棄」了「馬列主義」，他說這不是「離經叛道」，只是「回歸正道」。

絕非「台獨論者」

有一次在聊天中，曾對我說：「毛澤東說『馬克思在樓上，我在樓下，這一輩子爬不上去了』。這話有意思。」可見他心裡的「經」與「道」，應該另有所指。至於「回歸正道」，我的解讀，他不是回到西方資產階級式的自由民主，而是保持社會主義的元貞/原真，在此解讀邏輯下，他說的「我絕不承認自己是有些人所說的『反共八股』和『恐共病』」一語，也就不難理解了。

曾永賢由職業革命家轉變為反共主義者，其間的發展過程充滿傳奇性和戲劇性，他有知識分子的理想，有馬克思式的革命熱情，有自我反思的智性，也有為台灣追求未來的胸懷，他絕非「台灣主義者」，更非「台獨論者」。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