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元月台灣首見兩例境外移入的新冠肺炎病患後，由於2003年SARS病毒肆虐的記憶猶新，政府與人民在第一時間立即繃緊神經，展開各項必要的防堵措施，病情並未失控擴散。直到今年5月前，確診人數均維持在1,200人左右，且多屬境外移入案例，此一成就讓台灣被國際社會公認為防疫模範生，沒料到從5月開始，台灣開始出現疫情失控狀況，而且一發不可遏止。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5月11日宣布，台灣新增11起確診個案，其中7件為本土個案，為疫情流行以來台灣單日最多的本土確診數，台灣也自此被判定進入社區感染階段。5月14日後，染疫確診人數迅速攀升，光是14到21日的8天時間，本土確診人數便有1,853人，高於去年一整年到今年5月以前的總和。

學者何美鄉甚至評估，若以美國的RO值計算，台灣應該還有1,400位未曝光的染疫者，這些人未來可能造成的疫情擴散，將嚴重考驗著台灣醫療體系的應變動能。

水退了暴露出誰沒穿泳褲

台灣是個海島，政府若決心防堵病毒入侵，技術上困難不大。由於過往處理SARS散播的經驗，政府在得知疫情發生後，便立刻採取了嚴格的防堵措施。姑不論邊境封鎖對經濟所帶來的傷害，事實證明，早期的封鎖確實成功阻絕了病毒於境外，造就了台灣確診數遠低於鄰近各國的亮眼成績。

但台灣是個高度依賴全球分工的經濟體，邊境封鎖當然不可能長久持續，出入控制應該只是為政府爭取緩衝時間，使政府可以更妥善地部署防疫措施，以便將來有秩序地啟封。

然而，正如疫情惡化後，彭博新聞社對台灣防疫舉措的批評：「台灣除了圍堵之外，什麼防疫防線都沒有做。」當疫情惡化，國人驚怖之餘，或許才猛然發現，政府在過去一年半內，竟然對防疫做得如此有限。

防疫指導都以政治掛帥

說台灣除了圍堵什麼事都沒做也未必盡然，政府利用封鎖政策與民眾的憂心，倒是利用了防疫之名做了不少政治造勢與反中宣傳。

例如，去年初當武漢疫情嚴峻時，負責防疫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竟以阻絕病毒入侵為藉口，飛象過河否決了陸委會準備開放台胞幼年子女返台團聚的主張，造成許家庭被迫分隔兩地、學齡兒童無法回校上課。面對受害家庭的陳情與各方的人道質疑，指揮官陳時中僅冷酷回答：「選擇了台籍，沒有選擇台灣，就必須要自己承擔。」但在同時英國疫情開始擴散，全球40餘國已開始禁止英國航班起降，指揮中心卻對英國返台旅客，大開方便之門，甚至還導致數個病例自英國移入。兩相比較，阻絕病毒其實是藉口，為了醜化中國，台灣人的骨肉親情與陸客商機皆可不屑一顧。

今年2月，監察院針對疫情期間陸籍及外籍人士入境的差別待遇提出糾正，認為這些舉措有違聯合國的指引、兩公約精神及兒童人權公約等相關規範。但事件發生已超過一年，為數近5千位「小明」所受到的傷害，又有誰給予真正的關懷？倒是陳時中透過這個事件的表態，大獲民進黨政府的激賞，讓他牙醫領導公衛的地位更為鞏固。

對病毒的稱呼也凸顯民進黨政府重政治操作、輕防疫實效的心態。去年初世衛組織已公開宣示，不宜用病毒最早擴散的地名稱呼病毒，因為這具有歧視性與汙名化的用心。但在行政院長蘇貞昌與陳時中的帶頭示範下，台灣官方一直以「武漢肺炎」稱呼病毒，媒體詢問蘇將此名稱掛在嘴上，是否公然挑釁WHO的政策？但蘇依然強詞奪理，拒絕改口。媒體人因此戲稱，蘇有意藉此表態他問鼎2024年大位的決心。陳時中固然在幾個月前開始改稱「新冠肺炎」，但從此小事觀察，民進黨政府的防疫重心確實只為攫取政治利益，而並非真以國民健康為念。

外行領導致防疫步調錯亂

牙醫當然也受過嚴謹的醫學訓練，並非沒有領導抗疫的知識與能力。但無庸置疑的，缺乏完整公衛或防疫知識，較容易屈從政治的壓力，因為較少專業的堅持，自然容易與外力妥協。

在全球爭搶疫苗的初期，台灣東洋藥品曾於去年10月初宣布取得輝瑞BNT疫苗，最多3千萬劑的進口權。指揮中心對此一度表示樂觀其成，發言人莊人祥表示如果成真，台灣在今年初就可打到疫苗。但採購案旋即破局，原因迄今不詳。有報導說，進口該批疫苗必須透過上海代理商，政治不正確，故受到上層阻撓。另有傳聞說，民進黨吳姓立委介入其他疫苗買賣，導致這批疫苗無法進口。

試想，指揮中心如果由公衛專家領導，透過他對疫苗重要性的認知與疫苗市場的理解，應該不至於讓東洋這批已到手的搶手貨脫離台灣的掌握吧。就算上層施壓，基於對自身職責的認知與忌憚同儕的批評，公衛專家也較可能選擇抗拒，甚至不惜辭官。但由牙醫擔任指揮官，專業的堅持恐怕就容易打折扣。事實上，若非指揮中心無法抗拒立委的壓力，將機師隔離時間由9天減為3天，這場疫情災難恐怕也不至於發生。

指揮中心一再抗拒普篩，造成隱形帶原者散布社會各角落，也是外行領導下的結果。台灣許多公衛專家早就主張應及早進行病毒普篩，以便發現抗體分布的狀況，以利政府擬定正確的防疫措施。但陳時中卻以普篩會產生許多「偽陽性」，造成醫療資源浪費為由，拒絕實施普篩，甚至對外國入境旅客的普篩也不願執行。民眾若有意自費進行篩檢，政府不但拒絕補貼，價格更是全球第一貴。許多人因此懷疑，指揮中心是否擔心普篩會曝光潛在得病者，使得政府過去美化的數字破功？

疫情惡化後，指揮中心仍然多次回絕地方政府建議的「高風險地區強化篩檢」，直到5月11日發現疫情真相難以掩蓋，才開始「放手」讓民眾做篩檢。台北市長柯文哲有醫師的背景，判定廣篩的重要性，於是跳過中央核准程序，直接宣布在台北市設置多處「快篩站」。結果有一成參與民眾呈現陽性，嚴重性逼得陳時中不得不也開始進行廣篩。同樣的，若非台北與新北帶頭宣示進入三級警戒，餐廳停止內用、學校停止上課，陳時中恐怕還不會面對現實，在19日跟進宣布全台實施。原先負責擬定策略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現在反倒成了地方措施的追隨者，外行領導者的陣腳大亂，讓民眾對情勢的發展更為憂心。

政治既掛帥就應承擔責任

民進黨政府利用疫情，混水摸魚攫取政治利益的動機，可謂昭然若揭。陳時中的牙醫背景不過是民進黨的一張包裝紙，藉以掩飾執政者對國民健康的輕忽。如果今天疫情失控是政治掛帥所造成，政治人物已不適合再繼續隱藏幕後，坐視各行各業承受錯誤政策的苦果，而必須走到幕前，提出必要的緩解方案。

2003年SARS發生時，後來因貪瀆獲罪的陳水扁，便曾在第一時間於總統府召開「抗煞」全國會議，其中撥付特別預算增設負壓病房，更成為今天台灣得以應付疫情的重要基礎。

鑒於疫情嚴重，民進黨政府也於5月20日召開了「全國防疫會議」，但規格與層級卻遠不及陳水扁時代。這次防疫會議仍由指揮中心召開與主持，參與者僅為各縣市首長。但防疫已進入三級警戒，涉及的學校運作、勞工權益、經濟管制、財政紓困等何其複雜，沒有總統或行政院長出面召集與主持，這場會議恐怕仍然是政令宣導的大秀。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