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一生清廉正直、勤政愛民。他1945年到台灣一下飛機就說：「我是來做事，不是來做官的」。陳儀想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模範省，每日清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向孫中山的遺像鞠躬，但下場卻很悲慘，令人嘆息。

陳儀政府並不貪腐，帶來台灣處理政事的主力官員，都是清官能吏，如電力系統的孫運璿、財政負責人嚴家淦、掌握農復會的沈宗瀚、交通廳長任顯群。貪污的頂多是小咖官員，陳儀也都加以懲處，士兵欺壓民眾只是個別少數的現象，事實上，一些士兵上街還受到過去台籍日軍的挑釁。更值得一提的是，陳儀把全省歲出的四分之一都花在教育上。

陳自認為對得起台灣人

陳儀一直秉持「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清閒是墮落，懶惰是罪惡」的座右銘，他認為自己為台灣人做了很多事，台灣人應該對他好。他也自認為，對二二八事件處理是正確的，所以他在離開台灣時說「我為官清正，並無對不起台灣人的地方！」他相信幾年後台灣人會懷念他。

然而陳儀以清官自持，不免失之專己自是，剛愎自用，難免與民脫節，與黨內其他派系失和更是其執政的弊病。

他也太相信台灣人，被台灣同胞歡迎回歸的熱情感動，忽視了台灣甫脫離日本統治，猶未調養生息的特殊社會環境，也看不出台灣有尚待整合的複雜民族認同。是以在政治上放得太鬆，電台、報紙、集會遊行皆任其自由，從光復時台灣只有一家報紙，一年後就開放到36家報紙和雜誌。

二二八事件的肇因

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說：「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研究的戴國煇，在其書中也說：「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皇民精英如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這類報紙眾多，長年累月對國府極力醜詆，為二二八譜出了鼓動造反的前奏曲。

詆毀政府言論未必真實

除了皇民餘孽蓄意鼓動反華、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地方的勢力人士及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趕忙搶占突然湧現的空位，唯恐錯失政治窄門大開的良機。許多人譁眾取寵，自命賢明，天天罵政府，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二二八之前氾濫的報導和言論，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還有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等攻擊政府的文字，通通大鳴大放。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陳儀不干涉言論自由，任譭任謗，政治過度寬鬆，應該是二二八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上缺糧與通膨，戰後失業，皇民青年蠢蠢欲動，陳儀卻絲毫不知道他坐在隨時會爆發的火山口上。

至於說到「國民黨搜刮台灣民間生活物資，全數運回中國大陸，使台灣一夕之間物資缺乏，有錢買不到東西」，事實上，陳儀抵台時面對的是工業癱瘓、民生物資極度匱乏的台灣，根本沒有大量民生物資「不斷搬往大陸」，他最多只不過運了十萬噸的台糖而已。

與法幣脫鉤保台灣經濟

陳儀為了保護台幣的幣值，主張台灣金融要脫離中央的體系，不跟大陸地區的法幣掛鉤，曾原機遣返來台淘金的孔宋財團，運了十萬噸台糖給中央政府，作為與法幣斷聯的交換條件。這讓法幣在貶值時，台幣不至於跟著貶值，穩定了台灣的經濟，保護了台灣老百姓的收入和存款。當時大陸進口台灣農產品，為怕台灣吃虧，還規定用美金計價，可惜大多台灣人對陳儀這個德政懵然無覺。

美國駐台北總領事克藍茲(Kenneth C. Krentz)對陳儀頗為同情。在二二八事件一年多後撰寫的政情報告中說：「日本統治時期近半個世紀的孤立，加上和清廷極為有限的接觸，使得島上人民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儘管當地出現不少一流人才，但對政治和經濟現實可說完全缺乏瞭解。」他又說：「生活水準雖然比戰前要稍差，但比起亞洲其他國家，甚至比起戰前日本境內一部分地區，台灣的生活水準都要好得多」、「此間民眾一切以1936年為標準，一切低於當時生活水準的部分，都視為是國民黨政權有意的剝削。」

從以上克氏所述，可見當時完全不是台獨所聲稱的「陳儀官兵將大陸的貪污腐敗無能和蠻橫作風帶到台灣」、「受到國民黨中國人更升級的剝削和極權統治」。至於「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的情況並非沒有，但台獨顯然是過於誇張渲染了，與實情相去甚遠。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離台

一般國民在戰後都會共體時艱，上下一心配合政府重建國家，台灣卻有日本人撤走之前刻意扯爛污，濫印鈔票供在台日人肆意揮霍，留下米糧短缺與物價暴漲的爛攤子，民眾不明究裡，把惡果全算在陳儀身上。光復後，台灣人民又認為祖國來了理當更好，吃不到就發牢騷，別有用心者更惡意中傷，推波助瀾。皇民化尚未退燒退熱的青年，光復後在報紙的煽激下，反華的心理和情緒就被1947年2月27日的緝菸星火引爆了。

二二八以前，陳儀要把軍隊調走，親信湯恩伯勸阻：「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尤其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陳儀說：「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

結果二二八變生肘腋，陳儀猝不及防，束手無策，坐視暴亂洪流沖捲全台，唯有自我打臉吞回前語，請求派兵鎮壓了。

事件後陳儀隻身離台，其政策及幹部未動，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蕭規曹隨，一切仍然率由舊章？後來陳誠的財經政策，幾乎全部是當年陳儀規劃的，而陳誠至今有人追念，陳儀卻成了罪人。

不肯認錯，從容就義

陳儀離台後閒居上海，由於是老蔣自己要求調兵回大陸，也知陳儀治台並無大過，且素來器重陳儀的為人與操守，召見他三次要他復出，他都堅持不肯，最後在何應欽將軍大力推薦和蔣公力邀下，遂就任浙江省主席。

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陳儀請其外甥丁名楠帶信給湯恩伯，其意旨是「要湯放棄抵抗，認為抵抗沒有用了，並不是要投共，是要保護上海老百姓，免得人民因戰亂而痛苦。」結果被湯恩伯舉報投共，陳儀被逮捕。

1950年陳儀被槍刑前，當時參謀次長林蔚、軍政部長俞大維及張群等人曾先後去探望他，勸他向老蔣認錯，寫一紙悔過書，即可恢復自由，在台灣定居，但他始終不肯認錯。

執行死刑時，他身著白色西裝打黑領帶，從容就義，結束了69年愛國報國的悲劇性一生。

(作者係業餘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