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低薪、少子化及高年齡化的情形日趨嚴重,不僅影響消費、投資及經濟成長;長期而言,更是國安危機。政府若採治標不治本的作為,恐無益於問題的解決。筆者以為,加速產業轉型升級,才是治本的上上之策。
台灣少子化日趨嚴重
台灣高齡化、少子化情形日趨嚴重;據國發會推估,2026年時65歲以上的人口數將占總人口的20%,而進入「超高齡社會」,速度之快較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2017年台灣新生兒數量低於20萬人,總生育率為1.13,是全球生育率第三低的地區。今年3月底,「世界人口綜述」網站推估,2019年的各國生育率排名中,台灣平均每位婦女僅會生下1.218個孩子,在全球敬陪末座。
此外,台灣年青人因長期低薪,人才出走有增無減;少子化儼然已成為國安危機。為鼓勵生育,政府端出不少牛肉,舉凡各種生育津貼及托育補助政策,如將2歲以下幼兒送至與當局簽約的保姆或私立托育機構,則家庭每月可獲至少6,000元台幣補助;但年青人長期低薪,年年望屋興嘆;加上配套機制不足,欲提升生育率無異空中閣樓。
面對青年低薪的問題,蔡英文除了採取提高基本工資外,最近與青年座談時,允諾對月收入低於3萬元,或一家4口年收入少於123萬元者,將考慮納入免稅族群。免稅措施看似是對青年的一項利多,但未能對症下藥,率爾推動的小確幸政策豈能解年輕人低薪魔咒?恐怕是緣木求魚。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台灣青年深陷低薪的原因不一而足,重要者包括:
(一)台灣高等教育過度擴張,幾乎人人可讀大學,學歷通膨特別嚴重;加上學用落差大,素質及競爭力大幅下滑,以致於低薪難獲改善。
(二)台灣企業經營環境丕變,在產業結構調整下,許多傳產及科技產業面臨生存危機與挑戰;一旦連降低成本都難以因應時,只得走向裁員減薪一途。
(三)伴隨生產科技的進步,製造業早已走向自動化生產;再加上年輕人不願意做「黑手」,產業只好引進外勞替代。
(四)台灣服務業占GDP比重及總就業人口比重逾6成;但服務業國際參與度低,且同質性高,只能殺價競爭,以致從業人員平均年薪不及新台幣50萬元;服務業雖為台灣經濟活動的主體,竟也成為低薪根源之一。
(五)雇主為減少勞動成本,包括為員工提繳的勞工保險、退休金等,往往採低薪加獎金方式,徒使經常性薪資陷入停滯不前的窘境。
調高基本工資成效不大
蔡英文很得意地宣稱,在其任內已將每月基本工資調高至23,100元,成為22K終結者。然而,在基本工資調高後,雇主的薪資成本及勞健保估計一年要增加200多億元,企業可能會減少僱用或緊縮員工加薪及福利因應。
筆者透過勞動部的薪資平台查詢得知,目前每月薪資不超過3萬元者仍逾300萬人;再者,薪資成長率一直低於基本工資成長率;實質薪資更是倒退17年。如表1所列,由2007至2012年,基本工資成長率為8.68%,但同期間的薪資成長率僅2.41%;換言之,政府視調高基本工資為解決低薪問題的途徑,是一廂情願的錯誤;不但薪資水準並有明顯改善,這些低薪勞工更反而成為調升基本工資的最大受害者。
人才出走已成國安危機
由於台灣長期低薪,加上高學歷者往往高失業率,許多年輕人因而選擇赴海外工作,尋求更優渥的薪水與工作發展前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去年所公布的「2018年世界人才報告(IMD World Talent Ranking 2018)」中,台灣排名第27,其中在「投資與發展人才」、「人才準備度」及「吸引與留住人才」項目均呈現退步。另根據主計處於去(2018)年底所發布的最新「國人赴海外工作」調查報告可發現,2017年赴海外工作者共計73萬6千人,較2016年增加8千人或1.1%,占全部就業人口1,120萬的6.5%以上。
若進一步觀察可得知,未滿30歲的年輕人有14萬7千人,占20%;30至49歲的青壯族群則有35萬8千人,占48.6%,有增無減、且大專以上學歷共有54萬6千人,占74.2%;尤有進者,台灣專業人才中,如會計師、建築師、律師,甚至醫師、大學教授、機師等皆有出走潮,無異讓台灣成為高階人才的淨出國。
不僅人才前往海外就業者眾,近幾年高中生出國念大學的人數亦是絡繹不絕。持平而論,優秀高中生相繼出走,選擇歐美或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校就讀大學,除與國際高等教育競爭激烈,台灣大學發展遲滯有關外,而台灣青年低薪更是難辭其咎。大規模青壯人才出走,若謂國安危機亦不為過。
產業升級轉型刻不容緩
低薪導致許多年青人對薪資失望、買房無望、生孩奢望、對國家前景不存希望,只得用腳投票,選擇出走。俗云「七年之病,不能求三年之艾」。吾人以為,非結構性改革,或僅是飲鴆止渴的小確幸,如調高基本薪資、政府帶頭加薪鼓勵企業跟進、通過《就業服務法》修正案,薪資在4萬以下必須公開揭露等舉措,均是治標不治本。
當前最迫切的,除了改善學用落差,提升基本工作技能外;最迫切的作法應該是積極協助產業轉型為高附加價值企業、提升經濟成長,才是解決青年低薪及少子化問題的釜底抽薪之道。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