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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台獨人士的交往|陳鵬仁 在 Facebook 上分享!

 

我在日本、美國求學、工作的30年間,結交了不少台獨人士,但我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且,統一是遲早的事。

 

   我小學畢業就到日本當少年工,日本投降時,我在現今美國第七艦隊的母港橫須賀。第二年(1947)回高雄讀書,碰到二二八,我覺得這一種事不能參與,準備搭火車回台南老家。高年級學生把關剪票口,不准坐火車,因此我走了兩個多小時路到楠梓火車站,搭火車回到新市站,再走回家鄉。

在路上,我碰到洪平山,他畢業於高雄工業學校高級班建築學系,正在台北市政府服務。我看他臉上塗抹許多泥土,問他怎麼一回事?他用台語回答說「我在走路」逃亡,他後來結果如何不得而知。二二八事件期間,我一直在鄉下看書。

 

與獨派人士時有來往

 

59年前,我去日本留學,插班明治大學三年級。念研究所時,有人要組織明治大學台灣同學會,我不贊成,因為明治大學已經有中華民國同學會了。主導人戴天昭散會之後,在銀座大馬路上,從後面來打我,他還帶了一把短刀,同夥人有林啟旭、侯榮邦。

我在東京留學時不贊成台獨,因為自認為是中國人,我的祖先是大約兩百年前,從福建南安移民過來的。我常常跟台獨朋友說,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台灣人好,只是走的道路不同而已。我們沒有彼此爭地盤、爭利益,都是為了台灣人好,所以不必動暴力。因為我有時候會和台獨朋友交談,因此44年前,台日成立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時,蔣經國派馬樹禮出任代表,馬立即邀請我由紐約去東京幫他。

當時我擔任僑務組長,負責日本的僑務工作。如上所述,由於我在留學東京時代,曾和台獨朋友在咖啡廳「講無輸贏嘿」,所以馬代表要我出任僑務組長時,調查局曾表示反對,說我「是台獨份子」。

台獨大老黃昭堂和我是留學考試的同期,我擔任僑務組組長時,他打電話給我,準備帶一批人要來亞東關係協會「示威」,我告訴他,你們來等於要和我過不去,我說算了吧,後來果真沒有來。我們的政治理念不同,但我們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

我在日本和美國前後待了30年,回國時,蔣經國把我找去,我建議他省主席應該由台灣人出任。邱永漢要回來前一天,蔣經國告訴我「明天邱永漢要回來」。又有一次我從紐約回來,蔣經國特別吩咐我,你去紐約時可以告訴台獨朋友,只要不在台灣從事台獨活動就可回台,如對政府所作所為滿意,就放棄台獨,如不滿意,可再回美國搞台獨。蔣經國就是這樣開明的一個人。

 

二二八與台獨確有關係

 

台灣大老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後,擔任新竹地方法院地檢處檢察官,在二二八時被暗殺,王育德把這個帳算在國民黨身上。他在台南一中教書時,要學生積極加入國民黨,以便爭取到出國留學、搞台獨的機會。這是為什麼台南一中有不少畢業生成為台獨的主要原因。這是王育德的學生,在日本搞台獨、曾任橫濱市立大學教授的王天德告訴我的。所以,我認為,台獨和二二八的關係很深,台灣社會絕對不能再發生類似悲劇。

我在擔任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僑務組長的時候,王育德來找我表示,他很想回台灣,我說這很好。但他提出兩個條件。一是回國的歡迎情況不能低於邱永漢,我說這個應該沒有問題;二是要求出任台灣大學教授,這個我不敢答應,此事遂不了了之。

另外,郭雨新由美國來東京時,馬樹禮要我去看他,告訴他如果願意回台灣,馬代表將保證他沒有事。郭雨新在台灣時我就認識了,因為我堂弟從美國回來,和農林廳副廳長、台大農學院教授徐水泉千金結婚,郭雨新和徐水泉是台北帝大的同班同學,所以在結婚宴席上我和郭雨新坐在一起,聊了兩個多小時天。

此外,我認識並有來往的所謂黨外人士,有吳三連、高玉樹、李萬居、康寧祥等,也見過氣死台大校長傅斯年的郭國基、廖文毅、辜寬敏、蘇貞昌等等。最早建議李登輝公布二二八政府資料的,我是其中之一。

我一直認為,政治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可行不可行的問題。我又認為,「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台灣的將來決定於經濟,經濟如沒有辦法自立,怎麼可能搞台獨?所以,我個人認為,統一是遲早的事。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