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美國求學、工作的30年間，結交了不少台獨人士，但我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且，統一是遲早的事。

   我小學畢業就到日本當少年工，日本投降時，我在現今美國第七艦隊的母港橫須賀。第二年(1947)回高雄讀書，碰到二二八，我覺得這一種事不能參與，準備搭火車回台南老家。高年級學生把關剪票口，不准坐火車，因此我走了兩個多小時路到楠梓火車站，搭火車回到新市站，再走回家鄉。

在路上，我碰到洪平山，他畢業於高雄工業學校高級班建築學系，正在台北市政府服務。我看他臉上塗抹許多泥土，問他怎麼一回事？他用台語回答說「我在走路」（逃亡），他後來結果如何不得而知。二二八事件期間，我一直在鄉下看書。

與獨派人士時有來往

59年前，我去日本留學，插班明治大學三年級。念研究所時，有人要組織明治大學台灣同學會，我不贊成，因為明治大學已經有中華民國同學會了。主導人戴天昭散會之後，在銀座大馬路上，從後面來打我，他還帶了一把短刀，同夥人有林啟旭、侯榮邦。

我在東京留學時不贊成台獨，因為自認為是中國人，我的祖先是大約兩百年前，從福建南安移民過來的。我常常跟台獨朋友說，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台灣人好，只是走的道路不同而已。我們沒有彼此爭地盤、爭利益，都是為了台灣人好，所以不必動暴力。因為我有時候會和台獨朋友交談，因此44年前，台日成立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時，蔣經國派馬樹禮出任代表，馬立即邀請我由紐約去東京幫他。

當時我擔任僑務組長，負責日本的僑務工作。如上所述，由於我在留學東京時代，曾和台獨朋友在咖啡廳「講無輸贏嘿」，所以馬代表要我出任僑務組長時，調查局曾表示反對，說我「是台獨份子」。

台獨大老黃昭堂和我是留學考試的同期，我擔任僑務組組長時，他打電話給我，準備帶一批人要來亞東關係協會「示威」，我告訴他，你們來等於要和我過不去，我說算了吧，後來果真沒有來。我們的政治理念不同，但我們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

我在日本和美國前後待了30年，回國時，蔣經國把我找去，我建議他省主席應該由台灣人出任。邱永漢要回來前一天，蔣經國告訴我「明天邱永漢要回來」。又有一次我從紐約回來，蔣經國特別吩咐我，你去紐約時可以告訴台獨朋友，只要不在台灣從事台獨活動就可回台，如對政府所作所為滿意，就放棄台獨，如不滿意，可再回美國搞台獨。蔣經國就是這樣開明的一個人。

二二八與台獨確有關係

台灣大老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後，擔任新竹地方法院地檢處檢察官，在二二八時被暗殺，王育德把這個帳算在國民黨身上。他在台南一中教書時，要學生積極加入國民黨，以便爭取到出國留學、搞台獨的機會。這是為什麼台南一中有不少畢業生成為台獨的主要原因。這是王育德的學生，在日本搞台獨、曾任橫濱市立大學教授的王天德告訴我的。所以，我認為，台獨和二二八的關係很深，台灣社會絕對不能再發生類似悲劇。

我在擔任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僑務組長的時候，王育德來找我表示，他很想回台灣，我說這很好。但他提出兩個條件。一是回國的歡迎情況不能低於邱永漢，我說這個應該沒有問題；二是要求出任台灣大學教授，這個我不敢答應，此事遂不了了之。

另外，郭雨新由美國來東京時，馬樹禮要我去看他，告訴他如果願意回台灣，馬代表將保證他沒有事。郭雨新在台灣時我就認識了，因為我堂弟從美國回來，和農林廳副廳長、台大農學院教授徐水泉千金結婚，郭雨新和徐水泉是台北帝大的同班同學，所以在結婚宴席上我和郭雨新坐在一起，聊了兩個多小時天。

此外，我認識並有來往的所謂黨外人士，有吳三連、高玉樹、李萬居、康寧祥等，也見過氣死台大校長傅斯年的郭國基、廖文毅、辜寬敏、蘇貞昌等等。最早建議李登輝公布二二八政府資料的，我是其中之一。

我一直認為，政治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可行不可行的問題。我又認為，「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台灣的將來決定於經濟，經濟如沒有辦法自立，怎麼可能搞台獨？所以，我個人認為，統一是遲早的事。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