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和《史記》的春秋大義

孔子晚年修《春秋》，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又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孟子所言就是中國史學的最高原則，不是史料學派或科學主義史學的虛無主義，而是欲令「亂臣賊子懼」，是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這是道德理想主義的史觀史識史義史德。

司馬遷繼承孔孟之道而創述《史記》，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提及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所以退而修《春秋》，用以「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乃王道之大者。司馬遷明白地說孔子《春秋》之主旨乃在於以史筆為中國的王道傳統而進行護持和表彰，一切昏君奸臣佞人之敗壞道義損毀國家破滅社會之罪惡，都必須予以譴責批判，且須在史冊中明確指出國政大方針。

司馬遷提出創述《史記》的根本信念：「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世罪之名。〔……〕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由上述可知《史記》的真正目的，並不僅僅記錄過往的事情而已，最重要的精神是為國家和人民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國家禮義和國民正路。

太史公確立了中國史家必須具備的史德史觀史識之規範之後，中國的正史和地方或私家志書，其原則和精神，必須合乎孔子始創而，由太史公發揚的「春秋大義」。合於這個標準，才能稱為「正史」，若有違逆而撰述者，則必被斥為「穢史」。

以正史的高度道德標準要求自己的現代史家，如錢穆、徐復觀、胡秋原等先賢，都是人品崇偉而學問淵博的現代大儒。他們創著的史書，其中充滿孔子之春秋節義以及太史公之史記精神。

台灣史家的「春秋大義」

光緒21年（1895年，乙未）日寇侵吞台灣，連橫發憤創述《台灣通史》，他說：「台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是以郢書燕說猶存其名；晉乘楚杌，語多可採。然則台灣無史，豈非台人之痛歟？！」台灣本即中國之土地，卻橫遭日寇竊占，痛心之下，發憤為台灣修史，在亡台之際為台灣留存「春秋大節」。《台灣通史》是中國孔孟仁義大道和史記精神意義下的台灣史冊。

同一時代鹿港名儒洪棄生極恨清廷割台，遂創述《瀛海偕亡記》一書，以嚴夷夏之防之義，記載台灣人民奮起抗日的忠烈史事，將台灣先烈的碧血忠魂載入史冊以永垂不朽。其自序表彰鄭成功開台，其範圍北至諸羅，南至鳳山，其地甚狹而兵員也僅二、三萬，卻能西驅荷蘭，東敵倭人，南控呂宋，北犯大清而有餘。此乃成功的堅貞志節不可辱而有以致之，是史家最尊崇之英雄，而清廷有那麼大的領土，且台灣又已如此繁庶，卻如此腐敗，將台灣島拱手送給日夷，天下有較此更痛之事耶？《春秋》經中嚴厲指責自己將自己的國亡掉，是對不起列祖列宗、往聖先賢的大罪。當然，台灣不是國家，是中國的一個行省，但也等於是中國自己將自己的右臂割掉，此亦是大惡。洪棄生是傳統儒家，他的痛吼表達的是儒家型史家面臨鄉邦淪亡於夷狄之最深沈的悲恨。

連洪兩氏都是清末台灣的儒者，他們都因為台灣淪喪為日寇的殖民地而憂憤地創修台灣史冊，他們都以《春秋》和《史記》的精神為其史籍之忠魂。

這樣的台灣史才是堂堂正正的台灣史詮釋，就是立足於《春秋》和《史記》的華夏史觀下的台灣歷史。在這樣的史書中，積極彰著明鄭以降的台灣往聖先賢、英雄豪傑以及具有偉大剛健之德的台灣人民。

穢亂的皇民台獨史

本來應該依據上述史觀史識實踐台灣史教育。唯自李扁台獨政權以來，台灣史著作以及台灣史教育，並非《春秋》和《史記》之形式與內容，正好相反，彼等極盡全力去除台灣史中的華夏性，而明目張膽地認同日帝殖民主義的皇民化台獨史觀。

任何社會地區和時代，忠貞與奸佞是永遠的雙元對蹠性之存在。雖然，日據台灣五十年，台灣人民抗日並無停止，但必須承認，媚事日寇的台奸也一樣活躍五十年。譬如北台灣吳湯興、姜紹祖、徐驤、邱國霖等烈士丹心赤血抗擊日寇之同時，就有台奸嚮導日軍走捷徑襲殺台灣義軍，南台灣也有台奸設計誘殺抗日豪傑陳少貓等志士。這樣的台奸及其家族就是媚日欺台的皇民階級。彼等並非一般羅漢腳，他們壟斷產業、霸佔良田，有黑錢有惡勢，但卻又能文雅粉飾，更甚通文墨，深深明白透過文字洗腦宣傳的魔力。二戰末期日寇在台推行皇民化運動，台灣皇民階級遂有皇民文學替日帝主子服務，如周金波、王昶雄之流。台灣先賢雖然在日寇殖民者高壓迫害下仍能堅忍辦報、辦學，盡力推廣華夏台灣的文教，但幾乎同時間，皇民買辦階級卻在日帝主子支持下，更有勢力地辦報、辦學，盡力推廣親日媚日的文教。

皇民台獨史近二十年甚囂塵上，此輩及其史冊張狂放肆地歌頌日本殖民主義，但卻對台灣往聖先賢及台灣人民極其輕視侮辱污衊，實屬「穢史」者也，但其何以能夠狂走蟹行？也確乎製造了很多台灣人之自我族源族性之迷失，以及文化界、娛樂界、學術界甚至政界親日媚日風潮，譬如台北市政府在北投亂七八糟搞出來的「始政公園」和「始政紀念日」，如執政當局拼命頌揚褒獎八田與一，又如魏德聖最近的電影「KANO」，都是肯定頌揚殖民主義而產生的無恥行徑。其因何在？近因是李登輝藉剽取大位之便，而行其陰沈詭詐之台獨史教育之得逞，更深層之原因，乃是國府退守台灣後，執政者依附美日軍盟之反共冷戰，不但優容認同日帝殖民主義的皇民家族，更倒過來打壓迫害日據時代抗日的台灣先賢。

換言之，從歷史的深刻性來看，今日皇民台獨史教育的成功，一大半的原因來自國府退守台灣的那個時代，蔣介石遺忘了他平生最崇敬的王陽明致良知教中的春秋志節，執政當局之治台，真正缺少了《春秋》和《史記》之軌範和信念，由於反共而倒過來擁抱日本殖民主義，更拉攏示好於台灣皇民餘孽，遂陷溺於媚日反中之鬼窟中往而不返。

當年蔣介石固然針對大陸的文革而在台灣發揚中華儒家思想，但卻又矛盾且迷失地更形親近極右翼的日本，依賴新興帝國主義美國，且重用皇民家族，棄孔孟和太史公的春秋史義而不顧，台獨型台灣史教育藉著皇民幽靈復活而如洪水猛獸，破閘決堤、猖獗橫行，其勢如同裂皮而出的腫膿，一發無法收拾。台灣哪裡有中國史觀史德史識史義下的台灣史？現在的台灣，只有穢亂不堪的皇民台獨史。

當代台灣人辜負祖宗和聖賢，竟然在台海兩岸中國全民擊敗日本殖民匪寇之後，卻仍然被皇民孽種從靈魂深處澈底下蠱，悲哉！

台民！台民！若欲振復台灣的剛健體魄，必須喚醒台灣史的正魂！

（作者係台灣師大東亞學系、地理系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