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到共和國的《河殤》時代，基本是西學東漸，中國人用西方話語檢視自身的民族文化，而中國自身的話語體系相對衰微的時期。同一時段的香港仍被英國殖民統治，台灣則被日美的外部勢力殖民或宰制。不但港、台兩處因而有「親中」與「反中」對立的問題，即便大陸內地也沒少過同類型的矛盾，而表現為傳統與現代、野蠻與文明、專制與民主等壁壘分明的用詞。

啟蒙運動時期的不少歐洲學人崇拜中國的帝制，並學起了「開明專制」，那種相較於「野蠻」歐洲的一種「文明」。康熙和乾隆就曾是歐人崇拜的對象，大一統的中國是四分五裂的歐洲國家想望又難以企及的國度。工業革命以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讓歐洲國家以新銳武力和科技為前驅，大肆向全球資本主義落後地區索求原料、能源、市場和勞動力。而相應的政經文教等體系和價值觀，也跟著牢牢綁架了落後地區人民的心智，使後者固有的文化產生人為的重整反應。

中國作為資本主義後發國家，又是極少數完整而統一的大型文明古國，其對全球化重整反應的發展，自是全球矚目的大事。特別是對歐美國家而言，中國的全球化發展會不會偏離西方世界可控制的軌道，會不會取代西方霸權，這種疑慮叩問著數百年來主宰全球文明秩序的西方國家。杭廷頓坦承西方文明不是普世適用的，並認為：「近百年來的國共內戰，實際上只是西方文明的內戰而已。」

中國人汲取了教訓，根據中國實情批判繼承中外文明的元素，追求民族復興與國家富強。習近平提出的「合腳論」，就是一個說明。中國不但要穿合腳的鞋子，還得走合適的道路，這是中國人飽受內戰、外戰所取得的教訓。過去歐美國家和日本挑起外戰不成，就希望中國發生內戰，讓中國內耗於四分五裂。在這種作用力下，19、20世紀中國人的首要歷史任務，就是追求國家的對外獨立與對內統一。

政治學者胡佛認為：國家統一是政治體系中最根本的思考層次。具有獨特文化和歷史的中國，自有不同於歐美日國家的政治體系。杭廷頓在越戰時期的名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就指出：對處於現代化過渡階段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民主與否，要緊的倒是建立能保證社會穩定的政治組織。

但是，從清末至今，保證社會穩定與國家統一的政治任務還未竟全功；而175年來西方的價值觀念和話語體系卻不斷發生作用。這些作用不完全是負面的，但其動因畢竟出自西方利益，因而不可能成為中國國家目標的正面成分。例如民主原是正面價值，但在港、台兩處前殖民地的民主，卻脫序成為反中號誌，成為分離主義乃至外部勢力，堂而皇之干擾中國的藉口。

然而，儘管「民主連線」有些共同的話語和行為模式，但不會形成共同的價值和待遇。港台兩地若回到英美日等前殖民宗主國膝下，眼前所鬧騰的民主、普選、公投必將立即歸零。關島和沖繩就是兩個活證明，港、台本身的被殖民史更是殷鑑。

殖民地沒有民主的權利和條件，弱小國家的民主則多禁不住全球化浪潮的擺弄。欲擺脫「西方文明的民主內戰」，拒絕複製西方國家在伊斯蘭世界搞得民不聊生的窘境，中國人需要以自身的文化底氣詮釋、規範及實踐民主。首先要堅持住對外獨立、對內統一的國家型態；再者是仰賴豐沛的傳統資源，形成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國家質地。港、台前殖民宗主國及其代理人知道中國歷史文化的這種特點和影響力，因此「去中國化」是他們念茲在茲的主要手段。英國在香港頭上冠以「皇家」，日本對台灣百姓施以「皇民」，就是例證。

去年11月習近平到曲阜孔子研究院表示：要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今年10月習又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佛教如此，五胡如此，馬克思主義如此，資本主義和基督教如此，民主也不能不如此，這就是中國。

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兩岸與其說是「民主中國」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競賽，毋寧謂是西方文明與中國文化的較量。而西方民主失能與衰落的事實，說明對一人一票的迷信，對公民不服從的崇拜，對街頭運動的狂熱，對個人主義的追求等等，會不會是民主的誤區？

「一國兩制」正是為了和平統一設計的，它證明反對「一國兩制」的實質是堅持內戰狀態，為西方文明打代理戰爭。吾人支持「一國兩制」，緣於中國歷史的政治任務。習近平重建中國自信，弘揚中國的歷史文化，為一溝死水的全球民主注入了新動能。台北除了與英美等國同聲為港人「占中」叫好之外，說不出一點屬於中國主體性的言語，難道台北當局缺乏參與主導「一國兩制」的智能嗎？

(作者係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