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委員台中市第二選區的罷免案才剛落幕，緊接著四個公民投票案的政治攻防戰又接著開打，這顯示台灣的政治競爭仍處在高峰期。

競爭過度會影響社會穩定

頻繁的政治競爭甚至政治鬥爭，對政治工作者來說是很過癮的事，因為一波波的政治攻防，不僅可以滿足自身的喜好，同時還可積累政治鬥爭經驗，這當然是件令人興奮的好事，可是對整體社會來說，卻未必是好處多多，因為過於頻繁的政治和社會動員，難免會搞得兵疲馬困，更糟糕的是，會浪費太多的社會資源在動員事務上，如果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撕裂，這對社會的整體意識會造成負面影響。

從民主理論來說，每一次的投票行為都是一次民意主體意識的表達，所以越多的政治投票行為越有利於社會溝通。但事實卻未必如此。民主較為成熟的國家，政治投票的頻率大都落在四成左右，而且如果頻率突然提高，就表示政治呈現不穩定，這就是從經驗上顯示，政治競爭活動要盡量維持定期，以避免政治競爭過度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台灣社會對立日趨嚴重

台灣自從民主化之後，原本受到限制的社會力，一旦噴發，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再加上2003年制定公投法，緊接著又修改選舉罷免法，將各項門檻朝寬鬆的方向修定。這種發展趨勢當然更有利於社會力的釋放，從正面來說是有利於民主化；但從負面來說當然會影響社會穩定。有關這一點，大家只要稍加比較一下現在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對立情形即可理解。所以，美國政治學大師杭亭頓(S. P. Huntington)在討論民主和社會穩定之間的關係上遭到不少抨擊，指摘他的說法缺乏論據，沒有說服力。

就嚴格的學術標準來說，對杭亭頓的批評是站得住腳的，因為杭氏的確只指出了幾個案例，特別是中南美發展中國家的個案，欠缺完整數據的邏輯因果關係論證，所以杭亭頓也未做太多的辯解。可是之後的幾十年，我們觀察所謂的民主新興國家的發展，發現的確有這種趨勢，台灣就是例證之一。

表面上看，台灣的民主化十分成功，社會力獲得充分釋放、人民權力得到保障、直接民權更得到發展的空間。如果再加上傳播科技快速發展的因素，直接民主的進步速度更是驚人。但同時社會內部對立益形嚴重，不但貧富對立，連世代對立也明顯可見，更別提原本就存在的統獨對立這些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了。

公投成了國民兩黨對決

回到年底四項公投的話題，其實原本的政治對立性並不算太高，原因是從去年以來的新冠疫情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大多數人對政治話題興趣缺缺，更何況還要群聚投票，那更沒人有興趣參與。這就是這四項公投延滯到12月18號才投票的原因。但決定延期後，疫情逐漸緩和，而且10月底又辦了一場罷免立委的投票，人民的政治意識快速恢復，這就給四項公投先熱了個場。接著，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很有默契地加強四項公投的對立意識，這就更給公投案添加了柴火。

國民黨方面，因為朱立倫方才上任黨主席就打了一場小勝仗，拉下台中立委陳柏惟。或許朱希望趁勝追擊，所以提出四個案都投同意的立場，同時還把公投結果與對蘇貞昌的信任綁在一塊，意思就是國民兩黨對決。這個突如其來的政治宣示，不能不說是重大宣示，可是很快黨內就出現異議，尤其核四重啟案更造成各個諸侯的不同看法。因此朱立倫的立場又轉趨低調。

而民進黨方面，眼見國民黨的高調不但沒閃避，反而打蛇隨棍上，也擺出強力防守姿態，全面動員行政院正面迎戰。這兩個巴掌拍在一塊，那當然就是將整體情勢帶進高潮。

公投結果不代表政策立場

本來這四項公投是公共政策爭論的性質大於政治性質，但現正卻搞成政治對決的態勢。選民不僅無法完全依照自己原先對爭議政策的選擇投票，還有可能為了維護支持的政黨而放棄自己的政策偏好，或者乾脆放棄投票，這種奇怪的發展可能是各政黨在發動政治作為前所無法想見的。

因此，截至現在距離公投日只剩下半個多月的時間點，看起來選民的熱情並未被燃燒起來，而現行公投法規定公投案通過的標準是同意票必須超過不同意票，同時還要達到上一次（2020年）總統大選公民總數的四分之一才算通過。

綜合以上看來，這四個公投案的挑戰不小，當然每個案的情況並不相同，有些案過關的機會還是存在的，但整體來說，目前的情況是，各次民調的結果可能與真實的投票結果會有不小的落差。會出現這種情形，主要是因為接受民調者是就個人的政策立場回答，而不完全是投票當日的行為選擇，所以這四項公投的結果還在快速變化中，目前還不能下斷言。

(作者係師範大學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