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於1940年3月7日（舊曆甲辰正月29日）在上海出生，祖籍皖南，1947年初隨父母來台。1961年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71年獲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師從蕭公權先生。自1971年起受聘於維吉尼亞理工暨州立大學，1993年獲維吉尼亞社會科學院年度傑出學者獎，1994年維州大最高學術研究獎。至2003年應嘉義中正大學之邀，提早在美榮退返台長住，先後出任中正大學與中央大學講座教授，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近年常往中國大陸講學，參加學術會議，目前仍是山東大學訪問學者。

汪教授勤於著作，至今已出版中英文專書25種，其中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Hawaii，2001)一書入全美年度2%最優異學術著作名單(List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s, 2001)，最近的英文著作有China's Conquest of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ictory at Full Moon (Springer, 2017)。中文專書有《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聯經1984)、《康章合論》(聯經1988)、《史傳通說》(聯經1988、1994)、《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東大1991)、《章太炎研究》(李敖出版社1991)、《康有為》(東大1998)、《史學九章》(麥田2002、北京三聯2006)、《詩情史意》(麥田2005；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學人叢說》(北京中華書局2008)等。另發表論文110篇，書評45篇。

最近因為Covid-19尚未解除，汪教授在林口家中深居簡出，讀書寫作自娛。

 

紀欣問：您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和中西史學史專家，又能吟詩、善古文，請問您是怎麼養成這麼多本事？在您的治學過程中有哪些人對您產生重大影響？

汪榮祖答：我不敢自稱專家，也許對文史有比較廣泛的興趣。興趣來自一些體制外的機緣，就是學到一些在學校裡學不到的東西。1949年從大陸來了許多安徽老鄉，常來我家聊天，其中有一位吳博全先生，他是前清翰林許承堯的弟子，舊詩做得很好。我跟他學到一些舊詩的竅門，有時也學他吟誦。

近年葉嘉瑩教授很重視吟誦的重要，覺得此一寶貴的傳統不應消失。她90歲生日時，我正好在南開大學訪問，壽宴時她鼓勵大家吟誦，我吟誦了吳老師教我的郭登〈送岳季方還京〉，葉先生聽後說「很有古風」，才知道吳老師的吟誦有譜，之後又與葉先生同在南開的一場慕課上吟誦舊詩詞。吟誦時想起吳老師，他曾送我一本趙松雪的帖，並題詩相贈：「新安書道本堂皇，兩百年前有二汪，榮祖誼承先世業，便當勤研十三行」，我很慚愧，沒把書法練好。

吳老師啟蒙之後，我讀大學時，遇到痛恨五四新文化運動摧殘傳統的徐子明先生，他在系裡很受排擠，很少學生選他的課，我選讀他的西洋中古史，大教室只有我一個學生，但一師一生一年沒缺一堂課。之後他不再教西洋史，以救世的心情改教古文，他家學淵源，能以古韻朗讀《詩經》，我聽他講解《左傳》、《戰國策》、《世說新語》等書，不放過一個字，令我獲益良多。出國留學後又遇到「寄蹤萬里」的蕭公權先生，哈佛楊聯陞教授稱蕭先生為「海外中國學者第一人」，我有機緣入其門，何其幸運。

自1980年後，又有幸認識錢鍾書先生，承其不棄，得到他的教誨與指點。這些機緣以後可能愈來愈少，因為五四之後，舊學凋零，西學跟不上啊。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有何重大發現？

答：蕭公權先生於中西政治思想史都有經典名著，世所推重。當年他正在研究康有為思想，並陸續發表論文，1975年成書出版，後來我將之譯為中文，收入《蕭公權全集》。我在他指導下，就以康有為之前十幾位改革派思想家為題寫博士論文。華盛頓與北京建交之後，中美之間有了學術交流，我有幸申請到美國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會資助的22人之一，於1981年夏天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研究八個月，我以章太炎作為計畫主題，與許多大陸學者交流，也收集了很多材料。返美後於十餘年間完成四本有關章太炎的專書，兩本英文、兩本中文。

我認為章太炎與康有為雖取徑有異，但同是中國近代思想轉變的關鍵人物，他們不是舊學的殿軍，而是新學的先驅。他們的思想都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戰，但反應不一樣，康南海認為文化是一元的，現代化是人類共同的道路，西方走在前面而已，而太炎則認為文化是多元的，各種不同的文化應該并存不悖。太炎的認知在近代中國是很難得的，無論守舊派、變法派、西化派都是一元論者，但太炎的多元認知並非偶然，俄國與日本學人在面對西方文化挑戰時，開始時也有西化派，但後來就有俄國的「親斯拉夫派」(Slavophile)與日本提倡「國學」(Kokugaku)的「政教社」人士，他們都不反對西方文化，但堅持不宜偏廢自己固有的文化，成為多元論者。我發現章與日本的「政教社」頗多往來，意氣相投。太炎的《齊物論釋》很多學者認為是以佛解莊，但我讀來處處在闡述多元論的微意，我已有長文論之，在此無法細說。

 

問：史學史是您另一項成績斐然的研究領域，已有《史傳通說》與《史學九章》兩部專書及多篇論文，您認為您的史學史研究有哪些特色？

答：成績斐然，不敢當！我自早年起對史學史就很感興趣，閱讀較廣，做了不少筆記，《史傳通說》，就是根據多年的筆記寫成。這一年多來正在寫《史義通說》，已有27萬字，仍然欲罷不能。這兩本書可稱姊妹篇，想要繼續行將絕跡的書寫傳統。《史學九章》是九篇史學史文章的論文集，談到四位西方史家，五篇有關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我另有一書論「後現代史學」，書名是《後史辨》，已在出版社多年，很快會問世。至於特色，簡單說：我不把史學史看作博物館內的陳跡，而視為仍有生命力的遺產，可以從中吸取養分，為今所用。

 

問：您在人物史研究上也頗有建樹，請問如何才能達到「以人傳史」的目的？

答：學術性的傳記，在史學著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中華史學的主幹就是紀傳體；不過，傳統中國的列傳，大多失之簡略，幾乎沒有對人物做巨細靡遺的大傳，西方早期的傳記如《拉丁載記》，反映文藝復興前西方神權統治下對偉人的偶像化與理想化。到了近代，英國包斯威爾寫老師約翰生的一生，巨細靡遺，煌煌長篇，寫得栩栩如生，具有高度的可讀性，成為名作。

史學家以歷史人物為寫作題材乃順理成章之事，因重要人物的生平必然是歷史的重要內容。史學家除了重視歷史人物外，更要重視歷史人物的時代與處境，不論時代創造了人物，還是人物創造了時代，兩者之間的關係都不可忽略．所以史家立傳，不僅需要文學家的文字技巧，而且還要具備了解人性、時代與社會必備的知識與分析能力。

我於1960年代在美國讀研究院時，曾任俄國史名家屈萊果(Donald W. Treadgold)教授的研究助理。讀屈教授的《列寧及其政敵》一書，印象最為深刻，屈師的結論是，列寧於1906年已穩操勝券，克林斯基雖然贏得二月革命，但並無穩定政權的實力。列寧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莫過於建立紅色政權；屈師將傳主及其對手作比較，從中得知列寧的成功不僅僅由於其人之強，亦因其對手之弱。讀其書，由傳觀史的視野為之頓開，對我甚有啟發。

人物史研究是歷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國講人本主義，西方講人文主義(Humanism)，其實意思是相通的。中國以前的紀傳體就是以人敘事，例如《商君列傳》是講法家怎麼起來的；《李斯列傳》講的是秦國的發展史。英美學術界研究中國歷史也往往從傳記入手，他們經常專門研究某一個歷史人物，也就是以人傳史，以重要人物為中心來展示學術思想的歷史面貌，傳記家必須寫傳主的一生，而史學家則可聚焦傳主最重要的事件，例如有美國學者寫《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以李大釗說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也有人寫《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我自己的第一本英文書就是《章太炎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

在華文世界裡，自五四以後受到西方的影響，突破傳統紀傳的格局，以白話書寫洋式大傳，猶如雨後春筍。我也有好幾本有關人物的傳記，如《史家陳寅恪傳》與《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北京中華書局於2008年出版我的傳記作品系列，一共六本。

 

問：人們都說「文史不分家」，請問您怎樣看待文學與史學的關係？

答：中國古代文史不分，比如司馬遷的《史記》是史學作品，也可視為文學，班固的《漢書》也是這樣。西方史學亦重文筆，到19世紀英國大史家麥考雷(Thomas Macaulay)仍以文筆聞名。西方到現代，文史才分家，歷史系到底屬於文學院，還是社會科學院，頗有爭議。很多人以為西方近代史學之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要把史學當作科學，其實他只是要實事求是，按照檔案資料來呈現歷史的真相，並非要歷史科學化，他也重視敘事。西方確有人要把史學科學化，但徒勞無功。後來又想與社會科學結合，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不謂無成，但歷史書寫變成社會科學報告書，索然無味，違反了歷史的本質。英國史學家斯通(Lawrence Stone)於1980年代呼籲「敘事的復興」(The Revival of Narrative)，他不是要復古，而是說歷史不能沒有敘事，敘事不能不講究文筆。後現代史家懷特(Hayden White)更說歷史就是文學，歷史必然有文學性。

我的看法是：社會科學是歷史的近鄰，可以守望相助，但文學是歷史的近親，文史的淵源太深了。歷史著作想要傳世，必要有文采。18世紀吉本的《羅馬衰亡史》，內容早已過時，但因文筆之美，至今仍然是暢銷書。

 

問：余英時教授今年去世，有人稱他為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您認為是實至名歸嗎？

答：我認為是太超過的溢美，我想余先生自己也不會接受這頂高帽，不說別人，與他同樣畢生在美國教中國史的何炳棣教授有三本英文經典之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明清社會史論》、《東方搖籃》，以及中文寫的《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余先生的幾十本中文書，沒有一本能與何先生的四本書在同一檔次。最遺憾的是，他作為錢穆的弟子，卻因反共而反華，附和台獨，賓四情何以堪！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龔忠武月前發表的文章，對此有很嚴厲的批評。

 

問：這兩年您幫觀察雜誌寫了許多分析美國及中美關係的佳作，依您看，美國為什麼會成為霸權國家？中國應當如何應對？

答：20年前，我在美國課餘之暇，曾為北美中文報紙與香港的《展望》寫過政論文章，承您邀約，又重操舊業。我寫中美關係因在美國居住近40年，也教過美國史，對美國有點認識。您問到美國為何成為霸權國家？美國霸權有三大淵源：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敗」觀，二是白人至上的「種族優越」論，三是19世紀的馬漢「海權論」。美國的「天命觀」(Manifest Destiny)及特納(Frederick J. Turner)學派的「邊疆理論」，也都為美國霸權的擴張提供了依據和支撐。

美國用不到百年時間，透過各種手段，至19世紀末將版圖從大西洋推進到太平洋，進而轉向海外擴展。美國通過美西戰爭占領菲律賓，又於1898年奪取夏威夷。二戰結束後，凡是冒犯美國利益的國家都遭到悲慘下場，例如蘇聯、日本、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等都不例外。中國的應對就是不吃美國的這一套。中國的「底氣」植根於快速的崛起，為美國所忌憚，雖不惜全方位打壓，發動貿易戰，打擊中國高科技，更以「自由航行」為名闖進南海，不斷打台灣牌，但形勢比人強，美國無法撼動中國。

拜登聯合盟友圍堵中國，顯示單幹不足以對付中國，美國的實力已今非昔比，以前美國是老虎，盟友能狐假虎威，現在美國想要「虎假狐威」，哪能給力？川普發動中美博弈，拜登鍥而不捨，然而至今美國一再要與中國對話，顯得焦急，而中方反而冷靜應對，勝負之幾已見。拜登受制於國內情勢，難以認輸，不認輸又無了局。

北京指出美國戰略錯誤，因老美沒有王道概念，以己度人，以為中國要與美國爭霸，不知中國有尊王黜霸的傳統。中國諸子百家，除法家外，無不崇尚止戈為武。墨家有非攻之說，即便是兵家，也推崇「不戰而屈人之兵」。儒家尤愛和平，講究德治，幾無宣導戰爭的概念。孔子反對戰爭、譴責暴力，孟子說「春秋無義戰」，更提出「仁者無敵」的說法。中國倡議「一帶一路」，致力於雙贏，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王道思想，足以應對美國的霸權。

 

問：依您看，美國會繼續成為阻礙兩岸統一的外部勢力嗎？

答：美國一直是阻礙兩岸統一的主要勢力，但由於中國的崛起，美國的阻力愈來愈小。這幾年大玩台灣牌，但截至目前為止都只能打擦邊球，始終跨不過「兩岸同屬一中」的紅線，因而可以斷言：一旦台海啟武裝衝突，美國絕不會冒核戰大險而介入。但民進黨政府居安不思危，看到美國遏制中國的崛起，見獵心喜，欣然當起美國反中的急先鋒，更妄想借外力走不可能的分裂路。然而北京統一的意志極為強烈，實力也無人懷疑。無奈對民進黨政府而言，統一不是選項，那只剩下統獨對決了，不免會走到骨肉相殘的絕境。這樣說來，阻礙兩岸統一的主力不再是外在的美國，而是內在的民進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