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走了。在絡繹不絕的悼念文字中，「鄉愁」仍是出現頻次最高的辭彙，這表明至少大陸社會對於余光中的認知，「鄉愁詩人」居第一位。

鄉愁是余光中的烙印

   余光中多次表示不滿意這種定位，認為「鄉愁詩人」這張「名片」，遮蔽了自己全部著作的豐富性。十年前我為他編過《鄉愁四韻》，這是海峽兩岸第一次出版他的鄉愁專題詩集，他一方面稱讚這是「創舉」，另一方面又調侃說此書一出「更坐實了大陸媒體稱我鄉愁詩人的綽號」。後來我將此書作為「懷鄉卷」，又續編了「懷古卷」（《翠玉白菜》）、「風物卷」（《你是那虹》）和「情愛卷」（《相思樹下》），合為《余光中詩叢》。

余先生在《詩叢》序言中寫道：「他深究吾詩，發現其中的感慨並不止於懷鄉，因而牽動歷史、文化、地緣、風物、衷情等等，要讓讀者一窺究竟，還得分題出書才行」。這也是兩岸出版界第一次按主題出版他的詩集，對於瞭解他其他題材的詩作自然不無裨益。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認為，在他的詩作中，鄉愁作為一種深層的文化意蘊，是普遍存在而揮之不去的。因此，我在《詩叢》前言中寫道：「四卷雖各有主題，但多數作品都與文化上的鄉愁或中國結相關，相互聯繫較為緊密，可以視為一體。」每一個有成就的詩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成長與生存環境，會在題材、主題和風格等方面打上自己的烙印。對於余光中來說，鄉愁正是這種烙印。

前三個階段的鄉愁

談起余光中的鄉愁詩，往往都是以1970年代初的《鄉愁》為起點。其實，他早在1950年代末在美國留學和工作時，就開始了此類創作。當時，他身處異國，「文化充軍、語言易境、晝夜顛倒、寒暑懸殊」，「在失去大陸之後更失去孤島，陷入雙重的流離」，對祖國強烈的懷念訴諸於詩吟，《當我死時》等是其代表。

進入1960年代，余光中人到中年，離開大陸日漸長久，回鄉無望，思鄉日切，《民歌》、《鄉愁》、《呼喚》、《鄉愁四韻》等鄉愁作品噴湧而出，對「後土」即大陸的思念和對祖國命運的擔憂溢於言表，奏出了他一生「鄉愁」的最強音。這種情況延續到1970年代中期。

這以後，余光中到香港工作十年，「和大陸的母體似相連又似隔絕，和大陸似遠阻又似鄰近」，他「時時北望而東顧」，獲得了新的人生體驗位置，其鄉愁和中國認同有了新的角度，其中國情結若解未解，似乎愈結愈綢繆了，詩人將這一時期的作品稱之為「鄉愁變調」。

余光中上述三個時期鄉愁詩的共同點與內在聯繫，在於其一脈相承的鄉愁情結，在對故土的懷念中，更多寄託了對祖國和祖國文化的認同。

返鄉後的鄉愁階段

1992年余光中在離鄉後第一次到大陸參訪，由此也開始了他鄉愁詩的新階段。此後他的大陸之行日益頻繁，有人說有上百次之多，或許不是虛言。他的返鄉之作，雖然還與鄉愁難以割捨，屬於廣義的鄉愁詩，但卻都洋溢著他自己所說的「鄉樂」。

南京是他鄉愁非常具體和實在的對象與承載物，他在這裡多次體會和張揚著「鄉樂」。他為重返南京所寫的《再登中山陵》、《鐘聲說》、《金陵子弟江湖客》等作品，都反映出他對鄉愁釋懷的快樂，以及對眼前種種新鮮事物感受帶來的思考。他寫道：「悠長的歲月，在對岸聽到的是不斷的運動接運動，繼以神州浩劫的十年，慶幸自己是逃過了。但回到了此岸，見後土如此多嬌，年輕的一代如此的可愛…這麼想著，又覺得這些年來，倖免的固然不少，但錯過的似乎也很多。」字裡行間，多少表現出他對自己過去思想的反思和鬆動。

余光中這一時期的鄉愁詩，同時也隱含著對歷史的追思和對現實的關注。因為台灣島內民族分離主義勢力日漸甚囂塵上，認同一個中國的詩人遭到各種壓力而產生煩惱和憂傷，當然這些並沒有動搖他的思想和情感，其中國情結得到進一步的抒發和昇華。

詩中蘊涵國族認同

2000年，他在離別半個世紀後第一次返回南京，我陪他去中山陵，他在碑亭駐足，看著碑上「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中山於此」那一列大字，突然感慨地說：「真應罰李登輝長跪在這裡」。後來，他為這次謁陵，寫了《再登中山陵》，詩中寫道：「歷劫之身重九再登臨」，「只為歸來為自己叫魂，叫回我驚散的唐魂漢魄」。他在詩集《鄉愁四韻》序言中說道：「我當年寫這些詩，無論是狂歌或低囈，莫非是為自己喊魂，收驚。我們的民族再經不起分裂了。」

這種肯定統一、反對分裂的國家觀念，正是中華文化價值體系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正因為如此，余光中鄉愁詩顯然不能簡單等同於一般的遊子思鄉，其中所蘊涵的國家與民族認同，成為最重要的精神內涵，使其在當下中國，成為特定精神和情感的象徵。

(作者係南京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