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為解決二戰後對日本的處置，中、美、英三國在埃及的開羅舉行了重要的國際會議（史稱「開羅會議」），並於12月1日發表了著名的《開羅宣言》。根據該宣言，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包括滿洲、台灣、澎湖列島必須歸還中國。爾後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了這一條款。二戰後日本也實際履行了這一條款。本來，這可謂法律規定明確，歷史事實清楚。但近些年來，為了論證「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主體性」，或否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島內不斷有學者否定《開羅宣言》的性質和效力。

　　為此，在紀念《開羅宣言》發表70周年之際，我們有必要重新回顧和分析這一國際法律文件的性質和效力問題，以更好地維護當下來之不易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

《開羅宣言》遭到否定的理據

　　概括起來，台灣部分學者否定《開羅宣言》的理由和依據主要如下：

　　第一，認為《開羅宣言》不屬於國際條約。其基本依據和推理思路是，凡是條約大都要規定國際法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而《開羅宣言》僅表明同盟國對戰後它們共同關心的問題表示一致的態度或政策，卻沒有就具體事項規定同盟國之間的國際權利和義務，因而認為《開羅宣言》不是國際條約。同時，藉口《開羅宣言》採用「宣言」這一形式來進一步論證它不是一項國際條約，而僅是一項國際聲明。

　　第二，認為即使《開羅宣言》屬於國際條約，對日本也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根據國際習慣法和《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4條之規定：「條約非經第三國同意，不為該國創設義務或權利。」據此，認為《開羅宣言》的拘束力只及於參與當事國之間，日本並未簽署《開羅宣言》，條約的效力不能及於作為第三國的日本。1951年同盟國與日本簽訂的《三藩市和約》，才是處理台灣主權歸屬的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條約。依據《三藩市和約》，日本只是放棄了台灣的主權，但並未表明其將台灣歸還中國。因此，台灣的地位處於未定狀態。既然地位未定，根據國際法上的人民自決原則和住民意願優先的原則，台灣屬於居住在台灣領土之上的2300萬人民，因而台灣人民自決台灣的前途，也就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

　　第三，認為即使《開羅宣言》對日本具有法律拘束力，戰後日本是將台灣歸還給了「中華民國」而非中國。因此，台、澎、金、馬應屬於目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無提出主張的權利」。據此推論出了「中華民國政府歷經數十年，對台灣仍有穩定有效統治」，故而擁有領土、居民、政府、對外交往權利等四要素，符合國家構成的要件，故「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

《開羅宣言》合法有效的理據

　　以上觀點和推理，表面看來，邏輯嚴謹，依次遞進，似乎頗有道理；但只要深入分析就會發現，這些觀點和推理所依據的判斷及其所得出的結論均難以成立。這是因為：

　　第一，《開羅宣言》是一項國際條約，因為它具備國際條約的構成條件。具體表現在：首先，它是國家之間締結的法律檔，其締結者包括中、美、蘇、英四國。其次，它以維護國際和平為宗旨，以國際法為依據。再次，它規定了締約國之間的國際權利和義務，即締約國在對日本停止戰爭的條件方面是一致的，這些條件包括日本必須將台灣歸還中國。第四，它是締約國之間在結束對日戰爭方面的真實意思表示與合意。因此，這個法律檔完全符合國際條約的構成條件（參見丁偉等主編：《當代國際法理論與實踐研究文集》（國際公法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頁）。除此之外，後來由中、美等國跟日本簽署的《日本無條件投降書》也清楚地表明，不但美、蘇、英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承擔了讓日本將台灣交還中國的義務，而且日本也明確接受了將台灣歸還中國的國際義務。

　　至於其名稱裡沒有「條約」字眼，並不影響它成為一項國際條約。根據國際習慣法和《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稱條約者，謂國家間所締結而成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不論其載於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亦不論其特定名稱為何。」這一定義不但未將特定名稱作為構成條約的要件之一，反而明確指出條約並不限於「條約」為名的國際檔，只要它符合構成國際條約的條件，就屬於國際條約並具有條約的法律效力。事實上，《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採用的就是「聲明」一詞，但這並不妨礙該《聲明》是一項國際條約，並由中英雙方將其作為條約，登記於聯合國秘書處。頗具權威的《奧本海國際法》也指出：「一項檔是否構成條約，不取決於它的名稱。」（參見[英]詹寧斯、瓦茨：《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頁）。因而，以名稱來判斷一項國際檔是否為條約的觀點，有失法理依據。

　　第二，該條約對日本具有法律拘束力。這裡涉及到國際法上的「條約對第三國的效力理論」問題。通常而言，條約只對締約國產生效力，而不對第三國產生效力。但是，在國際實踐中，並不是所有國際條約都不為第三國創設義務。譬如，《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6款規定，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必要範圍內，非聯合國會員有遵守憲章第2條第3至5款的義務。在一些規定非軍事化、中立化或國際化的條約，都為非締約國創設了義務。

　　《開羅宣言》的締結國中之所以沒有日本，是因為當時的日本是戰敗國，是被處置的物件，它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只有被動接受國際社會處置的義務。這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德、意等戰敗國進行處置的《凡爾賽和約》一樣，它對戰敗國的法律效力並不以戰敗國是否同意或簽署為條件。

　　第三，《開羅宣言》規定將台灣歸還「中華民國」的實質含義是將其歸還中國。因為當時的中華民國（國號）與中國（國名）具有同一性，中華民國政府是在國際上代表中國行使主權的中央政府。近些年來，部分台灣學者憑籍歷史上《開羅宣言》將台灣歸還給了當時的「中華民國」，而推導出「目前台灣屬於中華民國，而不屬於中國（或中國人民共和國）」的論述。在大陸方面看來，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其已完成了對中華民國的政府繼承，中華民國已不復存在，當下據於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與歷史上的中華民國已不是同一政治實體，進而認為「台灣屬於當下中華民國」的論述與國際法理和政治現實不符。但在台灣方面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完成對中華民國的政府繼承（「一國兩府論」），或者根本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所發生的政府繼承（「一國兩區論」）；「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依然存在，並與歷史上的中華民國一脈相承。當然，如何看待當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目前兩岸尚存在著根本的分歧（在此不再展開分析）。但不容否認的是，儘管兩岸在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抑或屬於「中華民國」這一問題上尚存有爭議，但不論屬於兩岸的哪一邊，台灣屬於中國則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結語

　　由上可見，《開羅宣言》不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均符合國際法的原理和規範，是合法有效的法律檔，不容質疑或否定。這一法律檔是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的重要法律依據，也是當下台灣屬於中國的重要法律證明。兩岸攜手正視《開羅宣言》的條約性質和法律效力，對於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積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