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大陸內戰敗北的中國國民黨，退守光復僅僅四年的台灣省後，基於對美國二戰後的西太平洋戰略佈局的揣測估算，與美國達成「利益交換」，建立盟友關係，充當美方定義的西太平洋前線「制中」、「反共」的冷戰前哨衞兵。這無異於是被納編為美國霸權的傭兵，而且暫時消除了美國忌憚的「兩岸統一」之慮。而那個時期國民黨所交換到的利益，是美國以其先進強大的武力，保衛台灣免受大陸「武犯」，蔣氏因此得以從容鞏固其在台政權。美國因此厚愛蔣介石，但相對的亦須讓大陸放心，它並不支持國民黨「反攻復國」，因此對國民黨全面布建滲透監控，使中華民國1949年後的「最高國策」只能流於上下互欺的口號。

這樣的美台關係，侵蝕性地污染、腐化了國民黨政軍幹部結構，導致弄虛做假、矇混倖進，蔚然成風。這又造成台灣的本省人對國民黨心生輕蔑，乃有「取而代之」之心。國民黨一面倒的對美關係，是它自掘墳墓、飲鴆止渴的過程，也是對孫中山民族主義遺訓的廢棄。

國、民兩黨都是美國的「Taiwan Baby」

在蔣介石主台最後一任期間，台灣前途的兩難焦慮已在島內外浮現。蔣介石晚年擇定嫡子經國繼承其治台大權，這是必須費盡心力化除美國掣肘的難題，而蔣父子因此再向美國作出「交換」承諾，即包括接受由美國設計指導的「經濟起飛」、「發展建設」，中止或取代以反攻大陸為目標的國家動員。在這一套發展計劃啟動後，台灣既可自詡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但也更充實了「建設成一個獨立的國家」的條件。

於今回顧，蔣經國執政之初，台灣前途相互矛盾的兩個可能，即已開始如胎兒般地孕育，而且二者也開始在台灣內外角力。而美國，以及在其背後的日本，則大可內外夾攻，營造與促生他們想要的「Taiwan Baby」。這一切都在1988年1月蔣經國猝逝，美國與蔣氏契約「自然終止」後，被擺上由「蔣後主政當局」負責推動執行的日程。它否定與揚棄了「原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加之於台灣的一切認同與價值，朝向「以台灣為非屬中國一部分的獨立主權國家」邁進。

也因此，民主進步黨在台灣的誕生，標誌了台灣歷史進入由兩個「非中國」的「民主政黨」，競選執政權「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新階段，在理論意義上，已跟中國完成切割。

進入1990年代之後，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力求拋棄或遺忘中國的國民黨，和一個完全蔑視但無知於中國的民進黨，這兩個「Taiwan Baby」從此構成台灣主要的政治圖像。而總的來說，它是針對北京「和平統一」兩岸戰略的釜底抽薪之計，卻以廉價的山寨版民主、自由、人權，愚弄全體台灣人。李登輝接班後的國民黨是這幕「假戲」的共犯；而民進黨則是被擺上舞台，使這一齣戲能公演的演員。

國、民兩黨的底線相同

做為觀眾，我們應該洞悉它們二者的關係。民進黨是美國定義的蔣氏國民黨在台灣的產物，它被要求去扮演民主政黨，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程序（遊戲規則），爭取合法執政。這正是李登輝被美國頒以「民主先生」的原因。

國民黨迎合美國霸權主義鍥而不捨的塑造與支配台灣政策，終至放棄原則（憲法、黨綱），轉而以狡猾多變的「政治技術」，維護自己在台灣的生存。它的高超技巧在於以藍、綠幾乎全無共識的形象，劃分台灣選民的投票取向，表示接受「政權輪替」、「服膺民主」。對美國，國民黨用心用力取信主人，它是忠心耿耿的「美式民主價值與體制」執行者，這同時也向美國保證，民進黨的政治地位受到保護。對大陸，國民黨一方面巧妙提醒不要對民進黨放棄「台獨」抱期望，另方面則力圖影響北京，只以國民黨為兩岸互動的真正或唯一對手。國民黨有意塑造大陸唯有跟國民黨合作，方可和平結束國家分裂的幻想。

悲哀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大陸政策」上的底線是同一條：不得在執政時期，结結束雙方政治、軍事的敵對，導致中國完成最終統一。所以，民進黨近期的「華山會議」，針對「中國政策」的「辯論」，黨內各要角的「高見」，被台灣媒體大加報導，這當然有對美國及國民黨表態之意。民進黨心知肚明，2016年該它「輪替上台執政」，這是美國頒訂的「台灣民主」遊戲規則。但先前之敗，據說北京掣肘是一大因素，因此，要不要師法國民黨的「務實撇步」，做彈性修正，才是他們的思考。

民共交流恐怕不易

不過，即便民進黨這麼早就開始做2016年上台「準備」，要在二、三年裡，建立與北京有力的與互信的溝通渠道、消除障礙，甚至取得助益，恐怕並不容易。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國民黨不願見到這一發展。它必須防範台灣「兩黨」，在北京的天平上是相等的。國民黨對民進黨有隱晦但巨大的指導權，而民進黨則無法克服由國民黨策劃形成的「兩黨區隔」。

二是民進黨若真能在2016年通過大選又輪替上台，最關鍵的「恩公」還是美國。因此，就像國民黨一樣，民進黨可自訂「大陸政策」，但付諸實施不合美國之意，就必然止步倒退。民進黨在執政前的亢奮焦慮中，各方天王與明日之星當然可以大鳴大放「鷗鳥翱翔」，但事到臨頭，只有美國說了算。陳水扁的例子，就是殺雞儆猴啊！

三是民進黨這麼早就吹起風來，難道是要告訴北京及早因應嗎？內中真諦是不是華盛頓（包括東京）需要更充裕的時間，跟北京周旋磨合，想要它接受2016年出現的「台灣現狀」？

（作者係本刊主筆、退休大學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