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7年7月6日下午

地點：觀察雜誌社會議室

主持人：紀　欣（《觀察》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

與談人：

王立本（台大歷史學系博士，吉首大學講座教授）

黃種祥（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國中歷史老師）

林明正（新黨青年軍，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生）

張鈞凱（台大政治系碩士，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生）

張智琦（苦勞網記者，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

紀欣：引言

            教育部7月3日公布12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草案，原有高中歷史課綱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劃分，改為「台灣相關分域」、「中國與東亞的歷史交會」、「台灣與世界」。這樣的修改，在學術上有何根據？民進黨政府此舉是否妄想進一步切斷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連結？如一旦通過，會對青年學子有何影響？這一系列問題值得大家關注。

參加本次座談會的有使用過新課綱教材的青年學者、參與過反課綱運動的社運人士、在國中教歷史的老師，相信您們能從自己的歷史專業及生活經驗，對此議題充分表示意見。前半段的討論，請集中在您怎麼看這幾年課綱一再修訂，特別是這一次修訂所代表的意涵？也請談談如中國史確定併入東亞史，會引發那些問題？

王立本：要切斷台灣史與中國史的連結

將中國史併入東亞史，可以從學術研究及政治算計這兩脈絡來談。首先，就學術而言，最早提出東亞史概念的是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以及日本學者西島定生。後者提出包括兩岸四地、日本、琉球羣島、朝鮮半島和越南在內的漢字文化圈屬於「東亞文化圈」的論述。

一般來講，東亞文明有四個特徵：漢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中國化佛教，他們是東亞國家的共同遺產，影響琉球羣島、朝鮮半島和越南。「東亞文化圈」談儒學，但不談中國儒學，而是談包括日本的德川儒學、韓國的理朝儒學在內的東亞儒學。對於東亞文明，西方有學者稱「中國文化圈」，有學者稱「儒家文化圈」，日本則稱「東亞文化圈」。

日本人強調此概念是因為日本想表明它在政治上與中國無關，朝鮮、越南曾是中國蕃屬國，但日本向來不是，與中國地位平等。有一段時間，中國學界也跟著美日喊「東亞」，後來大陸思想文化界學者葛兆光在其著作《宅玆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破解了東亞概念。他認為以中國為中心的概念沒有錯，例如朝鮮曾是中國的領土，深受中國的影響。此後大陸學界回歸，開始強調「中國概念」。

第二，台灣挪用此名詞，並把其學術、文化上的意義，轉換成政治性意義。台大歷史系在2011年前後，即把歷史課程分成三個學程：台灣史、東亞史、世界史。台灣史是國史，東亞史及世界史是外國史。概念是：以台灣為核心，中國在東亞裡面，台灣雖也在東亞其中，但與中國只有文化上的繼承關連性，與政治無關。台灣幾次調整歷史課綱的概念，就是由此思維開展。

台灣之前的幾次歷史課綱調整，已增加台灣史的比例、縮小中國史的篇幅，並且模糊了台灣史與中國史的連結，例如：刻意淡化漢人典籍對台灣的記載，台灣本島與大陸的來往。又強調歐洲地理大發現時代才發現台灣等等。我認為，此次課綱調整可能是民進黨政府全面「去中國化」的最後一次了。因為一旦中國史列入東亞史，就徹底切斷台灣史與中國史的連結，台獨史觀從此確立，青年學子的國族認同就很難扭轉了。

黃種祥：教科書影響學生國族認同甚鉅

過去六年，我在新北市六所不同的國中教歷史，對於歷史教科書對青年學子國家認同的影響，有深刻的感受。

1987年，《中國論壇》曾統計1,000多名大學生中，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僅占8%，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占65%，認為中國人與台灣人沒有差別的占20%。2015年政大的統計中，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占59%，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占33.7%，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僅占3.3%。我認為這種改變，當然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但教科書絕對是最重要的原因。

現在國小的社會科僅介紹台灣史，學生對中國幾無所悉。國中歷史分三部分，就是所謂同心圓結構：七年級唸台灣史，八年級唸中國史，九年級唸世界史；八年級的中國史又分為古代與近代，上學期從舊石器一口氣講到乾隆皇帝為止；一學期不過20個星期，一星期一堂課，扣除三次段考與其他活動，能上16節課就不錯了，中國四千年歷史在這短短幾節課內交代過去，自然極為簡化粗淺。

就我觀察，七年級學生的歷史成績普遍不錯，畢竟台灣史在國小就已學過，國中課程頂多稍微詳細深入一點；到八年級歷史成績普遍下滑，因為國中生對中國史內容相對陌生，各朝各代的順序及特色造成學生極大的困惑。

結構姑且不論，教科書的內容也有不少爭議，像「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觀念於史無據，尹章義教授曾考據其謬誤，並以大量的族譜證明漢人與原住民通婚並不常見；又例如，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那一段，並沒有證據證明陳儀曾挪用台灣糧食支援國民黨打國共內戰，卻被當作台灣人反對國民政府的重要因素，這些都充斥著高度的政治意涵。

每年都有學生問我：「老師，我們台灣人為什麼要唸中國史？」當前的歷史教科書給學生的歷史觀，就是將台灣史視為國史。中國史教學的時間少，內容又簡略，年輕一代已經很難對中國產生認同甚至情感；高中歷史課綱再進一步削減中國史的內容，將來問題會更嚴重。

張鈞凱：改用主題教學更危險

我是從主編《高中歷史課綱烽火錄》開始關心課綱。談歷史教育要注意三個環節：課本（編寫與審議）、課綱、現場教學，三者看似分開，其實緊密相關。

首先，應該知道，教科書就是國家機器掌控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而歷史教育是塑造青年認同的重要途徑。一個政府希望人民怎麼想，這常都會從教科書的內容著手，這也就是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人，20多年來不斷修改歷史教科書的動機。

第二，台灣歷史教育紛爭起於1997年李登輝政府推出的《認識台灣》教科書，迄今20年，爭議始終不斷，其中雖有王仲孚老師自編《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文件》，但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的運動，可以說從來沒有成功過。

第三，有關課綱的爭議，始終迴繞在《認識台灣》裡的「同心圓史觀」，民進黨政府在其基礎上加深加廣：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在台灣的現代化建設、淡化兩岸歷史連結、否定台灣光復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等等。試想，原來在國教院副院長任內，負責12年國教課綱規劃工作的潘文忠，現在正是教育部長；前教育部主秘莊國榮擔任「課程審議委員會」專案研修小組召集人，他曾經被要求離職，現在竟是審議課程的召集人。民間對這兩個人反彈很大，但都沒有用。　　

第四，我認為歷史教育的最大危機不在中國史併入東亞史，而是改用主題式教學。歷史強調時空感，但主題式編排法將時空概念斷掉，造成學生對歷史無感。我本身是《認識台灣》教科書的使用者，當時先讀台灣史，從日本殖民統治前後、清領時期談起，但對剛從小學畢業進入國中的學生而言，他們還不清楚清朝，就談清領，根本無法體會我們的祖先都是從大陸過來，台灣與清朝的關係。等到國中二年級學中國史，一般學生為應付考試升學，只能死背死記，很少有人會在此時將過去一年讀的清領，與現在讀的清朝，聯想在一起。

回過頭來看這20餘年來的歷史教育爭議，我想問的是，我們有能力提出更適合學生的歷史教科書嗎？如果不能，我們或許可以借力使力，利用「東亞史」，開闢出新的意識形態戰場。

例如此次課綱強調，要從人民的觀點出發。台灣政府在以前多以百姓、民眾形容人民，這是首次從他們口中講出「人民」二字，人民是指被壓迫的人民？被反抗的人民？還只是換個名詞？人民是有階級意涵的。既然要談人民，那麼東亞是西方的東亞？還是站在人民立場的東亞？

又例如強調台灣自治，從日據以來，台灣人講自治，講的就是反抗殖民統治；光復後，許多有自治理念的前輩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斃了。如果不把這些史實寫進課本，那就偏離歷史真相了。

林明正：沒有戰略高度 反課綱難以成功

我因2015年與反課綱微調的學生抗爭，才進一步了解課綱的問題，當時我人在街頭抗爭，心裡最大的感受是，這只是一場在戰術層面打的苦仗，因為完全沒有戰略，很難打贏。

按道理講，歷史教學的目的在於教導人民有國家認同，例如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一定以「五月花號」抵達美國作為開始，而不以印地安人的歷史作開端，這是因為教科書要讓所有先後來到美國這塊土地的人都變成美國人。同樣的，中國歷史教學應該把我們教育成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歷史教育，並沒有要把學生培養成中國人的企圖心，蔣介石時代強調反共，李登輝時代就開始有一批國民黨人追求本土化。

軍事上有句話說「再多的戰術勝利，也無法彌補戰略上的失敗」，馬政府為何推不動「課綱微調」？關鍵就在於國民黨沒有「戰略高度」。全世界的教科書都是一樣的，沒有一個國家會把自己的國民教育成外國人，所以中國的課綱與教科書，當然就是要「教育青年成為一個中國人」，這就是課綱問題的根本戰略。可是由於國民黨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因此戰略高度就無法拉高，倒置在枝微末節幾個字的「微調」上打轉，最終連「微調」都不可得，以徹底失敗收場。

中國史併入東亞史，講白了，就是要教學生日本史觀、皇民史觀，它所謂的人民觀點，正是與日本殖民者合作的人民觀點。這次課綱修改雖然受到社會關注，但此仗很難打，因為國家機器掌握在綠營手上，而且藍營的思維模式根本是照著綠營在走，他們只在「被迫、被殖民」的字面上做文章，無法有效拆穿綠營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謊言，我們只能針對枝微末節說幾句、打幾拳，打得很辛苦。

令人真正擔心的是，陳水扁的台獨是政治炒作的獨，而蔡英文的台獨是全面的文化台獨，而且日本味很重。如今台灣連一座抗日、抗戰紀念館都沒有，反倒遍地是「復原」的神社、鳥居，未來兩岸統一了，但台獨的史觀已植入年輕人的腦海中，如何使台灣長治久安，會是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