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的影響有三。一是國府不再對日忍讓，蔣中正負起帶領全體中國人抗戰的重責大任。二是抗戰使中國從中世紀的鬆散結構，走向近代團結的民族國家。三是中共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逐步壯大，改變了中國未來70年的命運。

   自1933長城抗戰告一段落，中日塘沽協定簽署以來，日本的軍事力量正式越過長城防線進入華北。日本軍部所一手主導的華北分離自治運動就此登場，對冀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渠、山西的閻錫山等軍政領袖反覆威脅利誘，文攻武嚇，企圖將華北變成第二個東北。

另外，日本一方面扶植「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一方面設立華北屯駐軍司令部，不斷增強在此間的軍事力量，並廣布間諜組織，豢養漢奸集團，經常製造各種事端，逼迫國府取消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並在外交上對其讓步。

國府一面剿共一面抗日

國府此時一方面繼續加緊各項軍經建設，作長期抗戰的準備，另一方面在江西的剿共戰爭也未中斷，國府的百萬大軍繼續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堵、步步推進，冀望能早日就此消滅共黨勢力。

國府對日本的政策至1935年夏季起，由於中共紅軍被驅離江西老巢，西南各省也在中央大軍的追擊下收入中央麾下，故開始轉趨強硬。該年國民黨五全大會後，蔣中正開始將重兵逐步調赴華北，召見華北各省軍政領袖，表達中央守土的決心，嚴令切不可與日本簽訂有損國權的協定。並且屢屢對日本進行外交勸告，切莫導致中日兩大民族全面相殘的悲劇發生，共保亞洲大局，防堵赤禍。1934-1936年派遣蔣作賓、張群等人赴日訪問，邀請日本企業界來華參與投資，以圖改善兩國關係。

但早已形同軍部俘虜的日本內閣與政府，已經無力對戰爭踩煞車。近衛內閣自1936年226事變後，已經為以東條為首的軍人集團所把持，議會政治也已成了行屍走肉，裕仁天皇在立場上搖擺不定，無力阻止軍人奪權。

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局呼之欲出，國府與美、英、蘇聯等國的聯繫也更趨密切。日本軍閥開始更急切地製造各種事端，加速進行華北的分化工作。自1936年起，在河北省不斷進行各種大小規模的軍事演習，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忍無可忍，也令29軍進行演習，北平周圍硝煙密布，劍拔弩張。中日兩國爆發全面戰爭，至此已不可避免！

蔣中正宣布全面抗日

7月8日，在廬山的蔣中正，得知蘆溝橋方面戰火已燃，除立即下令國民黨方面向國際加緊宣傳、外交單位發出聲明表達中央立場外，也嚴正命令宋哲元積極抵抗，絕不可喪失國家領土與主權。

9日，下令中央軍（含戰車、重砲部隊）北上石家莊、保定一線集結，並面告軍政部長何應欽等人務必給予29軍最大的支援。中共中央毛澤東、朱德等人亦於事變次日電請中央嚴令29軍堅決抵抗，並動員全國陸海空三軍作戰，而中共紅軍願意在蔣中正的領導下為國參戰。

17日，周恩來、秦邦憲等人飛抵廬山，與國府中央繼續商議紅軍改編為國軍序列的問題，並再度表達中共對蔣領導以及國府的支持。同日，蔣中正發表著名的廬山談話，表達國府對日抗戰的決心與四點基本原則：

「蘆溝橋事變推演，關係整個中國。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事變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頭，全繫於日本軍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換。四、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此宣言表達了國府及蔣中正的抗戰立場與決心，中國對日八年抗戰就此正式展開。

20日，蔣中正返回南京，8月起與包括中共在內的各省軍政領袖就抗戰救國大業會商。廣西的白崇禧、山西閻錫山、四川劉湘、雲南龍雲等人，皆表達堅決擁護南京中央與蔣的領導，願意服從軍令赴前線作戰。過去不論彼此間有任何恩怨與意見，各黨派與勢力都願意捐棄成見，中國在國難當頭之前，達成了20年內戰所沒有達到的統一與團結。

河北方面的29軍在中央全力支援及發現日軍不斷增兵的情形下，也決心與日軍血戰到底。26日日軍占領平津間的廊坊，27日日軍猛攻南苑，雙方在北平附近激戰，29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力戰至捐軀。30日平津皆落入日軍之手。29軍殘部開始向冀南、晉省轉進。

千年古都，就此要在日軍手中度過8年光陰，但全面抗戰的格局也就此確定。佟麟閣與趙登禹兩位將軍馬革裹屍，壯烈成仁，永受中華子孫的崇敬！

七七事變開啟多方面新局

七七事變開啟了多方面新局，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其一，國府長期以來安內攘外，對日本忍讓，以爭取建設時間的政策到此終結，國府及蔣中正從此負起了帶領中國度過近代民族最大危機的重責大任。

其二，中國就此形成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意識，愛國主義將取代地方主義，國家的團結統一從此成為毫無疑問的最高原則。就像英法百年戰爭，激發了法蘭西民族的團結，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封建主義，中國的抗日戰爭也使得中國從中世紀的鬆散結構，走向近代團結的民族國家。

其三，國府早年的忍讓避戰政策，終於在國家遭遇強大生存危機的情況下做出了改變，這使得中國共產黨找到了機會，得以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逐步壯大。而這改變了未來70年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大陸的命運。

(作者係湖南吉首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