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運動不能說成功，因為釣魚台還沒有收回來。但也不能說完全失敗，因為保釣運動至少引起了國人對釣魚台主權的重視，掀起了愛國熱潮，並且讓美國承認釣魚台的主權有爭議，要留待未來解決。保釣運動還影響了許多台灣知識分子的思考方向和民間政治運動的發展，對未來世代提供了寶貴的教訓。

1970年底，釣魚台主權的爭議浮上檯面，美國一些有不少來自台灣、香港留學生的大學，紛紛興起了保釣風潮，組織了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在華府近郊的馬里蘭大學也不例外。馬大有200名留學生，又地處美國政治中心，同學們對保釣自然特別關心。當時我在馬大讀研究所，擔任馬大中國同學會會長，積極地參與了保釣運動。

《科學月刊》與大風社

由於那時候還沒有個人電腦，也沒有網路，長途電話又很貴，1970年1月1日創刊的《科學月刊》通訊網正好起到了溝通作用。此外，大風社也對保釣運動有重大影響。大風社是1968年到1969年間，由美國各地關心政治、經濟、社會議題的三、四十位留學生所組成，1970年正式出版《大風季刊》第一期（1971年8月出第四期後，因保釣運動分裂而停刊）。前者以發展科學為目的，後者則以討論政治議題為主，我剛好是這兩個組織的會員。

全美各地舉行示威遊行

1971年1月底，美國各地的保釣會分別在六大城市舉行示威遊行。舊金山是在1月29日，華府、紐約、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都選在1月30日。華府的示威對象是日本駐美大使館，我忝任華府示威領隊，進入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在示威過程中，接受了華府兩家電視台WTTG和WMAL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記者的採訪。電視台在當天播出示威消息，第二天華盛頓郵報也以顯著版面刊出示威的報導。接著我把華府示威經過寫成一篇報導文章，投至香港《明報月刊》，於1971年3月第63期刊出，這篇文章為華府第一次保釣示威留下詳細紀錄。

為了擴大釣運的影響，各地保釣會決定於1971年4月10日，在華府舉行全國性保釣示威遊行。當天估計有2,500至4,000人參加。我們到了美國國務院、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日本駐美大使館示威。當天晚上在馬里蘭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各地代表會議，大約有300人出席，由華府同學負責接待。

保釣運動左、中、右分裂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國安顧問季辛吉已經去過北京，他次年也要去大陸訪問，消息震動國際。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由中共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席位。這些發展都對保釣運動造成重大影響。這段時間保釣活動非常頻繁，8月21、22日在布朗大學召開了美東討論會，9月3日到5日在密西根州安那堡，召開了全美性的國是會議。

保釣運動在1月30日遊行後，左、中、右派的分歧已經浮現，4月10日遊行前各地暗潮洶湧，安那堡會議後左右派正式分裂。12月24、25日在紐約，左派召開「中國統一討論會」。12月25到28日，右派在華府召開「反共愛國會議」。作為華府保釣行動委員會的代表和觀察員，這些會議我都去參加了。

釣運的中間派絕大多數是自由派，他們把民主自由視為最高價值，對於國共雙方都有批評。由於自由派不像左派或右派那麼極端，也就沒有自己的組織和活動，也因為覺得反正自己是多數，較少主動爭取發言權，這讓自由派成了保釣運動中沈默的一群。筆者身為保釣自由派，對此現象感觸甚深。

有幸出席了七次保釣大會

1972年完成博士學業後，受到保釣運動的衝擊，我決定立即返國，到新竹清華大學任教，成了清華工學院創院的教授之一。在清華任教三年後，我再度出國，在美國休斯研究所(Hughes Research Laboratories)從事半導體研究，後在凱斯西方儲備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任教。十多年後，我總覺此生還是應該回國服務，於是在1989年再度返回清華大學，在電機系任教，一直到退休。

1972年初次返台，在台大校園內偶然看到12月4日有民族主義座談會，很興奮的去參加，12月11日又有第二場。我兩場都去了，無意中親歷了後來引發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兩次座談會。

從1971年4月10日晚上的華府示威檢討會、到美東討論會、安那堡國是大會、紐約中國統一討論會、華府的反共會，再到1972年兩場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我能參加這七場保釣大會機遇難得，可能找不到第二個人了。

1975年再度返美之後，白天上班，晚上有些空閒，釣運中一幕幕讓人激動的畫面又浮現在眼前。1980年代初，文革真相漸為人知，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我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保釣運動寫成《惑》這本小說。先在《中國時報》海外版連載，後在台灣出版(1986)。因為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寫的較為含蓄婉轉。

為了解惑不斷學習

小說取名為《惑》，自然是因為想要表達小說中人物所面臨的幾重矛盾和困惑。最主要的困惑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社會主義這個政治理想時，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我開始比較仔細地研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包括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主義、列寧主義、修正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並著手翻譯英籍學者卡如杭特（R. N. Carew Hunt）的《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譯後未能出版，於是將讀書心得寫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檢討〉一文，於1981年2月起，在《中華雜誌》分四期連載刊出。胡秋原先生在編按寫道：「李雅明先生是物理學博士，曾在清華大學執教，現在美國休士飛機公司任資深工程師。他認為中共既然標榜共產主義，不能不研究它。他花了一年多時間譯完英人杭特的《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然後才寫這篇文章，對中國共產主義做一系統的檢討。文長約三萬字。本誌鑒於現在是對中共作有系統檢討的時候，故樂於刊載一個毫無黨見的科學家的研究和評論。」

大陸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迅速。這段時間，也發生了1978-79的西單民主牆運動、1986-87年學運、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等。因為關切大陸的發展，也期盼兩岸和平統一，我於是在海內外幾份雜誌陸續發表文章，包括1982年《時報雜誌》「中國如何統一」徵文得獎的〈從世界潮流看中國統一問題〉、〈馬列主義與中國的民主〉、〈關於中國和平統一的一些想法〉、〈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及其展望〉等文章。不過，很多文章都以筆名發表。

1980年代中期之後，一方面覺得意識形態的問題大致已有結論，另一方面覺得光陰似箭，需要定下心來寫幾本書，於是較少再寫政論文章。我先寫了幾本半導體的教科書和科普書，後因看到近年來基督教在大陸迅速傳播，覺得這可能會對中華文化傳承造成不利影響，於是先後撰寫了四本探討基督教問題的書。

保釣運動影響了我的一生

2012年後，林孝信在台灣推動釣魚台教育計畫，邀請老保釣發揮餘熱，在台灣各地的大學、中學演講。這種工作我自然義不容辭，除了講述釣魚台問題的來龍去脈，也談到「一帶一路與21世紀中美博弈」、「從五四到保釣：對於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反思」、「儒家宗教觀及其歷史使命」、「演化倫理學與儒家人性論」等。在劉源俊主持的釣魚台光復會行動論壇上，我講過「從中美日三國經濟實力論東海南海主權爭議」、「改革開放40年後中美經濟實力的比較」。

保釣運動陪伴著我度過大半人生。保釣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愛民族、愛國家的中國人，不能依從某一個領袖，不能依從某一個政黨，我們必須要有獨立的判斷，要從全體中國人民的立場出發，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依歸。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中國人民做出些許貢獻，也才能對歷史負責。眼看中華民族復興在望，如果釣運經驗有助於國家邁向民主，完成和平統一，則此生於願足矣。

(作者係清華大學電機系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