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鄧小平於1987年4月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為何強調香港回歸後，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鄧小平這番話，在吾人研討「兩制」台灣方案的當下有何啟發?

鄧小平的「五十年論」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發布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明載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依據「一國兩制」的構想來治理，其後香港人士成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中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香港回歸後，實踐「一國兩制」，從此「一國兩制」由鄧小平的口頭承諾，變成了香港的法律和制度。

然而，在長時間西方話語權的影響下，大家對北京的「承諾」或是「法律」，並不信任；因此，「一國兩制」，對「五十年不變」的說法，就有許多的質疑聲。雖然對「一國兩制」的質疑，在2007年時，曾經消聲匿跡過一陣子，但隨著香港特首的「普選」問題，2014年引發香港「占中運動」的動亂，於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又成為外界質疑的話題。

最近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建議，自然又在海內外引起正反不同的熱議，正反的議論都有。而不信任的、質疑的聲量和分貝似乎比較高，這篇短文，希望能從鄧小平當年的講話出發，了解鄧小平究竟是怎麼說的，我們重新審視和解讀，以便我們更好地討論「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以及未來的發展。

應辯證地解讀「原典」

鄧小平講法最完整的一次，應該是1987年4月16日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談到「一國兩制」的方針，強調香港回歸後，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記錄了當年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全文不過4,400餘字，鄧在開場之後，就說「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就是說，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註一)

我們重讀鄧小平的講話，立即感受到鄧小平所談的「不變」一直是從唯物辯證的角度，同時講兩個方面的「不變」，是「兩個不變」，不是單方面的、片面的不變。

「講話」一開始就說「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50年也不變，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政策也不變。」為什麼鄧小平的講話一開始把「一國兩制」和改革開放並列為大陸的「不變」，從後面的講話內容來看，鄧小平企圖引導人們從唯物辯證的角度了解，什麼是「不變」。鄧小平認為，中共「改革開放」的全部時代裡，「一國兩制」都不會變。為什麼？「一國兩制」的不變，是由「改革開放」的需要所決定的。

接著鄧小平估計中國大陸的發展速度，「（達到下世紀中葉）人均4,000美元的水準，15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就是6萬億美元」，此一估計十分保守，但在此估計下，「改革開放」對「一國兩制」的需要是不變的。現在的中國大陸早已超過此一目標，「一國兩制」是否就可以改變呢？鄧小平說「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

變與不變都有前提條件

從鄧小平的精神來看，所謂「沒有理由變」因為大家都繁榮了，所以沒有變的需要，其實這裡所謂的「不變」，是以「變」，尤其是大陸的「變」為前提，如此說來，「一國兩制」的不變其背後的依靠是不同的，先是需要，後是不需要。

然後鄧小平講「不變」的條件：第一條需要政局穩定。第二條就是現行的政策不變。顯然前者是後者的前提，沒有政局穩定不變，一切的不變就都失去依靠，大陸如何維持「政局穩定」依賴社會主義，依賴中國共產黨領導，所以大陸的政策就不會變。

那麼「不變」是不是一切不改呢？他特別舉當時（1987年）物價的波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例子，他說「有人議論，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收」，即指中國的改革開放在「變」，鄧小平說「不變」必須從「從大局來看問題」、「從全域看」，而「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他講「我們要用事實證明這個 『不變』。」

另一方面之所以要變，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不變，他說「如果這方面變了，也就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所以他總結出「不講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他又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

最後，鄧小平也講香港的政治，他似乎敏銳地預測到香港回歸之後，大陸可能遭遇的政治麻煩，他談了三點：制度、普選和自治。在制度設計方面，他說「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他認為「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當然，如果政策搞錯了，不管你什麼院制也沒有用。」對鄧小平而言，「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才是最重要的。

對於普選，鄧小平說：「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

對於自治，鄧小平說「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比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所以，「香港自治」是以互不損害彼此為原則，他說「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

這三點所談的，似乎都是香港所謂自由派人士和反華人士最不願意聽的，當然也就是他們攻擊和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藉口。但對鄧小平而言，他是從「唯物辯證」的立場談「不變」，是同時指大陸的制度和香港的制度都「不變」，所以他說「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

從以上來看，鄧小平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的講話，既不能用形式邏輯地靜止不動來理解，也不能用機械邏輯式單方面不干預的方式來理解，所謂辯證式的理解，首先必須從全局，從長時段去了解，不能只計較一時一事的具體措施。

其次，必須以穩定為前提，沒有穩定的政局就不會有不變的政策，則繁榮發展也都要落空。

其三，必須從兩方面互不損害為「不變」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永遠保持互相促進式的、共同變化式的「不變」。

台灣方案應以香港為鑑

從鄧小平1987年的講話來看，「一國兩制」絕非台灣所謂的統戰伎倆，因為這是立基於大陸改革開放的需要，也立足於國家統一的需要，以及台、港、澳不再受外人擺布、利用為基礎。所謂「需要」就是利益，既有利益自然就不是權宜之計。而刻意將「一國兩制」視為對台統戰，正是一切污名化的源頭。

同時，從鄧小平的講法，「一國兩制」是長期存在於同一體制內，相互競爭、相互發展的制度，即使中國大陸發展了、繁榮了，為什麼「沒有變的必要」，因為雙方可以相互觀摩，尋找第三種可能，例如鄧小平在談香港政治所想像的香港可以普選，但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大陸不會搞「三權分立，多黨競選」，但是「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在人類經歷了冷戰終結、金融危機和政治的黑天鵝、灰犀牛事件之後，重讀鄧小平的講法，更覺得格外睿智。

就香港「一國兩制」成敗的關鍵，大家都只認為與北京的干預程度成反比，其實鄧小平一開始就很清楚地說明了自治的限度，部分港人從挑戰北京出發，刻意測試北京的耐力，加上香港轉型遲緩、發展滯後，從而凸出了「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矛盾和緊張關係。其實，真正的關鍵在於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可以說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越強，則香港人可以保守和爭取到的利益也更多。

台灣的「一國兩制」方案，更需要先明白這一點，否則也會陷入香港的困境。

註1：2017年全球GDP總量超過10兆美元大關的只有美國與中國，美國是19.36兆美元，中國為12.25兆美元，雙方差距已縮小至1.6倍。對比1978年，雙方的差距高達15.7倍，2018年美國的GDP總量突破20兆美元大關，而中國也突破14兆美元。

（作者係本刊主筆、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