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李家同教授在報紙投書抨擊108課綱弱化了學生的基本知識，未來會造成大災難，更早時則有教育團體及家長聯盟呼籲當局暫緩，甚或重審新課綱。但這些意見似乎枉然，108課綱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其實，課綱和教本都是編寫者的意志，108課綱的鬥爭已經有了結果。手上沒有權力的教員與其書空咄咄，不如因勢利導、借力使力。新課綱強調「素養化」，這就給了教員比較大的自主空間，而不必拘泥在固有的材料上。或者說，固有的材料可以操作出更好的價值。真正值得憂慮的是教員不辨菽麥，輕忽了有價值的好材料。所以說，108課綱的成敗不在課綱本身，而在於人。

〈一桿稱仔〉的價值

以國文教本中的〈一桿稱仔〉為例，有些教員認為賴和這篇小說的藝術性不高，又是白話文，便隨意講講，甚或不教；另有些教員見獵心喜，把〈一桿稱仔〉扭曲為不合原意的「本土化」材料。這些人大概不論用什麼課綱都能敗事。閱讀該書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書中主角秦得參的反抗與覺悟，為什麼只能以「同歸於盡」為代價？這是賴和在1925年書寫這篇小說的真正價值和苦心所在。

秦得參的母親，內有早逝的丈夫和可憐的幼兒，外有地主為富不仁。即使後來招贅一個夫婿，也是對年幼的得參多些打罵，還把自己視作一種「機器」。在男性主體社會的農勞時代，況且是在日本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體制下，得參母親承擔著多重的悲劇。因此，上述一大段看似「入題太緩」乃至有些「無趣」的背景陳述，其實是作者書寫反抗的「半邊天」。這個「半邊天」，由得參的母親默默展開，再由得參的妻子默默繼承。得參的父親死了以後，「只剩下可憐的妻兒」，作為故事的伏筆；得參死了以後，「只『銀紙』備辦在，別的什麼都沒有」，一樣是剩下可憐的妻兒，成為故事的照應。兩個宿命般的女人，默默支撐那「半邊天」的「覺悟」，也為自己撐起整個悲劇的天空。

這座黑色的天空，是秦得參的反抗與覺悟必須以「同歸於盡」為代價的原因，它就是日殖下的台灣「警察社會」。歷史上，台灣成為一個恐怖的「警察社會」、「警察管區」，是由1898年來台的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所建立的。

前三任日殖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和乃木希典，都沒能控制住本島的抗日力量，乃木希典和外務省甚至萌生了出售台灣給法國的論調。到了兒玉源太郎則雷厲風行，在1898年11月發布《匪徒刑罰令》，嚴格規定凡是對官警進行抵抗者，無論已遂或未遂，全部處以死刑。在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合作下，台灣被分成兩大「警察管區」，下轄全島20個行政廳；而警察管區長有權指揮區內廳長，且支廳長和課員也全部由警察來充任。換句話說，「警察管區」成為事實上的行政管區，並通過「警察支廳」的建立來徹底掌控台灣人，尤其是對台人各項苛捐雜稅的榨取。至於台灣人警察，僅占總數的20%到30%，且都是最下級職位的「輔佐」性質。

在1922年，也就是賴和創作〈一桿稱仔〉的前三年，日本內地民眾與警察的比例是1228：1，朝鮮民眾與警察的比例是919：1，而台灣民眾與警察的比例則是547：1。此外，兒玉/後藤當局為了達到「以台制台」的目的，還在1898年8月頒布《保甲條例》，恢復並強化台灣固有的保甲連坐制度。這包括聘用台灣地主、仕紳擔任保正或甲長，並在各地主管警官轄下設置「壯丁團」，再由這些數倍於日警的台灣人負責監視、糾察與協力治安的工作。

通過對日殖台灣警察與保甲體制的認識，就能明白貧弱如秦得參的「反抗」，為什麼只能是「同歸於盡」的同義詞，也能多一分理解和同情─在日殖台灣「警察社會」體制性報復的懸念下，得參妻小的悲苦只能沉埋在恐懼而不見終點的深淵裡。

殖民與封建主義雙重壓迫

還需要理解的是，日本將台灣殖民地化，並沒有把台灣的土地關係轉變為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經濟，反而以強權保留和強化了小面積佃耕，與現物地租等半封建剝削體制。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的土地丈量與整頓，表面上讓本島的小租戶（「業主」）成為農地所有者，但它並未改變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租佃關係，而是維持原有的主佃制度。在這基礎上，日殖當局大幅增徵台灣小租戶的地租，加上發給大租戶平均100圓的公債券，於是僅花了兩年的時間，它就足以支付取消台灣大租戶土地財產權的補償金，而且還有剩餘。台灣社會的地主勢力和封建性格，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保存與加大利用下，變得更為畸形和苛酷。

所以，賴和書中的背景陳述（「底」）部分，不厭其煩地描述業主如何唯利是圖、如何為富不仁，其實是曲折地表達日本殖民當局殘民以逞的深刻背景。從這種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經濟的視野來看待〈一桿稱仔〉的「底」，便能理解在整個台灣農村淪為對日本輸出米、糖單一作物的經濟附庸以後，台灣農民成為這種附庸經濟與封建經濟下的奴隸的事實。

更何況，在那樣時代的台灣農村裡，貧苦的秦得參母親被鄰人「設法」招贅一個夫婿，不過是滿足那個智識未開的社會心理和習俗罷了。有了這樣的認識，就能理解幼年秦得參在後父「不大顧到家內」以後，需要與母親憑勞力換取免於凍餒的生活。進而理解為何秦得參想贌幾畝田耕作、當個佃農或農奴而不可得？就是因為日資製糖會社以增加「租聲」為手段，爭奪業主手中的田地；而如果秦得參去作會社的勞工，則「有同牛馬一樣，他母親又不肯」。當奴隸不可得，做牛馬又不肯，便只好待在家裡等著打零工、賣氣力。

這樣克勤克儉地過了幾年，得參18歲了，「一個種田的女兒」宿命地參與到這個日殖農奴制封建社會的家庭中，繼承了得參母親不久後離開的悲劇，進而開啟整個故事的焦點部分（「圖」）。這個部分也分為背景和焦點兩塊來看，背景是因為得參母親離世後，得參的妻又生了第二個孩子，照管兩個孩子成為得參妻的專職，家庭收入卻因此減少一半。於是，得參不得不加倍工作，工作過勞又導致生病，病體導致得參不得不放棄勞力的苦工，改做賣生菜的行當。後來遇到日警挑事和羞辱，乃至衙門的不公道對待等厄運，也就因之而來，成為得參決意同歸於盡的故事背景（「底」）。而秦得參不惜一命的反抗，是〈一桿稱仔〉焦點（「圖」）中的焦點。

「先底後圖」章法和覺悟

因此，從〈一桿稱仔〉的形式結構來看，全文是採用順序法來陳述；但以底（背景）圖（焦點）法來解讀，則更能看出作者藉悲劇以訴反抗的方式。正是在「底圖」的章法脈絡中，可見作者安排得參母親出現在貧困的秦家，以作為背景和襯托；接著安排「一個種田的女兒」出現在得參成年後的悲慘經歷中，成為焦點的組成部分。

〈一桿稱仔〉以秦得參30年的生命歷程作為故事主線，象徵台灣社會與台灣人從1895年以來，經受日本30年殖民地與半封建剝削的歷史，這是賴和希望讀者「覺悟」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