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毓蘭，1958年生於宜蘭，1976年北一女畢業，進入中央警官學校公共安全學系，1980年警大畢業分發至基層服務，1983年任警大校長室機要，1985年留職停薪、赴美進修，次年獲得西伊利諾大學警察行政研究所碩士。1990年，辭去警大教職，赴伊大芝加哥分校攻讀公共政策分析，1994年榮獲博士學位後返警大任教。

葉毓蘭學術專長包括：警察教育訓練、社區警政、刑事司法政策、警察政策、警察行政、兩性平權議題、婦幼安全等。曾擔任世界警察博物館館長、警大外事警察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等。2007~2009年出任「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2013年任「亞洲警察學會」秘書長。2014年自警大退休，2016年被新黨提名為不分區立委第一名。現為亞洲警察學會秘書長、中華警政研究學會秘書長。

葉毓蘭生於警察家庭、就讀警校、在警大教書，熟知警察業務及其辛勞，長期為警喉舌。尤其，自民進黨政府推動軍公教年金改革以來，葉毓蘭始終站在第一線，為警消等公教人員爭取權益，深獲社會各界好評。

問：40年前的社會受傳統觀念影響，少有女性警務人力，請問您投考警大的動機？在警大及留美求學期間有何難忘的經驗？

答：警大自1974年開始招收女性警官，我是1976年考進去的第三屆女生。因為家父是警察，小時候就住在新店七張的警察宿舍，有一次鄰居姐姐對我父母親說「警大招收女生名額少，葉毓蘭雖然讀北一女，未必考得上」，這番話激起我報考的興趣。那一年男生招200多人，女生只錄取8人，加上金門保送1人，可是全省各地都有人前來報考，競爭很激烈。

新生訓練很苦，天天操練踢正步。新訓17天後，男同學轉去憲兵學校受訓三個月，我們9名女同學留在學校上預備教育課程，學校還特別請傅培梅老師教我們做菜，大概是以為這樣，才可以把我們栽培成文武雙全的女警吧。

學校為標榜男女平等，要求每一位女同學皆須參加校內的比賽、社團。我因為個性開朗，經常有上台的機會，造就日後再大的場面，我都不怕。但當時對女性員警訂有禁婚、禁孕條款，經婦女團體抗議八年後才取消，種種男女不平等的規定，使我萌生了兩性平權意識，也因此參與了1997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8年家庭暴力防治法、2002年兩性工作平等法、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2006年性騷擾防治法等的立法工作，在該些法律通過施行後，我不僅擔任教育宣導、協助女性受暴人，並曾協助相關案件的偵察。

在美國留學期間，我除了上一般研究所課程，還利用周末去鄰近城市參加密集式在職專班，同學都是當地的警局局長、警官。他們特別安排我跟警察一起巡邏，這些實務經驗，讓我對美國警政運作有較深入的認識。

問：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警察是服從性最高的公務員，您在警大任教，又投書媒體批評警政，請問您為何如此敢言？也請問您曾提出哪些具體建議？

答：我想是柏楊先生為我開了一扇窗。我在1994年自美回台後認識他，他讓我認知到，警察不只負責維持治安、交通、巡邏而已，還可以是人權的捍衛者。我是1995年第一次、也是警界第一人，投書媒體替警界發聲，當年發生周人蔘電玩弊案，導致民眾對警察的風紀信譽產生質疑。接著1996年發生劉邦友官邸血案、彭婉如命案、1997年白曉燕案，三大刑案接連發生，讓民眾質疑警察打擊犯罪的能力。我見到警界士氣低迷，就動了念頭，要讓民眾知道警察的辛苦及所承受的壓力。

首先，我讓社會知道警察工作超時，勤務制度不人性化，日夜顛倒沒有足夠休息，而且警界為了績效，常常會逼基層警員限期破案，造成吃案問題。我建議不要再以犯罪率或績效當作升遷、獎懲的依據，以消除警察的不當壓力。由於我許多建議都挑戰了警界的固有官僚文化，當時警政署長姚高橋寫了四頁的公文，要求警大約束我對外發言。

其次，我提出預防犯罪才是保障市民安全的第一要務。馬英九在競選台北市長時，找我撰寫警政白皮書。我當時就告訴他，警察只有在破大案、抓要犯時會破格升職，其實小員警維護轄區治安更為重要，也應該被晋升。馬英九當時表示同意我的觀點，當選後，即在台北市政府創設了犯罪預防科。

此外，台北市在馬英九擔任市長時期，開始在派出所裝置錄影監視器，我當時提供了一些建議。初始時引來警界反彈，未料有一天，時任台北縣議員的林淑芬上陽明山，被芝山派出所攔下，她走出派出所就說被警察打。當天晚上，行政院長蘇貞昌在大安森林公園替台北市長候選人李應元站台時大罵「警察怎麼可以打女人？」後來派出所調出錄影帶，還原真相，警察根本沒碰她。這時同仁才了解，錄影不但有助破案，還可以保護他們。

問：您除了替警察仗義直言，也擔任亞洲警察學會秘書長，請問該學會的主要工作為何？

答：亞洲警察學會2001年成立，每年都在各會員所在地，針對特定主題，輪流舉辦「亞洲警政論壇」，參加成員包括刑事司法領域中的專家學者和實務界代表，彼此共享情資，加強人員訓練交流，共同打擊跨國犯罪。

該會也促成了兩岸在警政方面的交流合作。例如2009年，年會在台灣召開，中國警察學會副會長、國際刑警組織名譽副主席朱恩濤來台，和台灣警界就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等議題交換意見。兩岸兩會也在2009年4月簽署了共同打擊犯罪條例及司法互助協議，兩岸在共打犯罪方面確實有不錯的成績。

問：您除了關心警察權益，也擔任過婦援會的董事長，對台灣慰安婦平反工作付出甚多，請問您今後是否會在此議題上繼續努力？

答：婦援會是台灣唯一從事慰安婦工作的民間團體，我在2004年應邀加入婦援會，從此與慰安婦長期互動共事。

我認為慰安婦的問題，不只攸關人權，也與國家的尊嚴有關，可惜除馬英九外，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皆說慰安婦是自願的。尤其，蔡英文是台灣首位女總統，居然昧著良心說假話，真是可恥。

聯合國早就認定，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性奴隸。我們一再聽到很多當年就讀高中的女學生回憶，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學校鼓勵學生前往前線擔任護理人員，那些人到了前線，才知道所謂護理人員就是慰安婦，從此過著痛苦不堪的生活，即使戰後回到台灣都不敢告訴家人。大陸、韓國都要求日本政府為慰安婦公開道歉賠償，而台灣連這樣的史實都無法進入歷史課綱，難道不怕讓全世界訕笑？

7月初，我最尊敬的韓國慰安婦倖存者、高齡90歲的李容洙阿嬤來台灣。她告訴我們，她被日軍強行拉走時因抵死不從遭到凌虐，腹部留下一道長長的刀疤。李阿嬤在過去25年來，不僅為韓國慰安婦做見證、也為亞洲所有的慰安婦發聲。2013年教宗方濟各訪韓時，特別接見她，送了她一串玫瑰念珠。台灣因為過於媚日，阿嬤才無法像南韓慰安婦那樣得到日本的賠償。不過，我和婦援會的同志會堅持下去，為所剩無幾的阿嬤討回公道。

自從事慰安婦運動以來，我更加清楚，如果台灣民眾的媚日情結及國族認同不改變，是沒有辦法解決慰安婦問題的。也因此，我希望大家都能重視歷史課綱的問題，務必讓青年學子知道日據時期日軍侵略屠殺台灣人、擄虐台灣婦女的史實。

問：您自太陽花學運至今，付出許多心力為警消發言，遭到網民批評，也影響您的教職工作，請問您怎麼看太陽花學運，這段時間的心路歷程？

答：太陽花期間，有立法院警衛在學生闖入時被推倒在地上踐踏，一度昏迷插管。又有一位依法執勤，拒絕未申請證件的國際媒體進入，被民進黨女立委打，該委員在打完警察後，還高喊「警察打人」。我實在看不下去，才在臉書上為警察發聲，結果大量網軍湧入我的臉書，用髒話罵我。再加上，我看警察沒得吃、沒法睡覺，就發起募款買了泡麵及睡袋給警察，結果民進黨立委說我「違反行政中立」，台聯立委又揚言要刪減警政署預算，我成為眾矢之的。

很多人說警察在太陽花學運時不知為何而戰，我則認為警察沒有為何而戰的問題，因為警察是「執法」人員，本該依法行事，只不過，台灣根本沒有「公民不服從」這條法律，學生明明違法，政府卻因政治考量，極盡包容之能事，最後政府下令警察驅離學生，社會輿論又批評警察是國家暴力，真是莫名其妙。我認為，台灣最大的危機在於法律要看顏色，將來可能還要看政黨、籍貫、階級，讓依法行政的公務員無所適從。

太陽花後，我決定提前退休，以換取言論自由權，但仍在警大兼幾堂課。2016年林全一上台就以政治干預法律為名，對太陽花學生撤告。我發文批評此舉嚴重影響警察士氣，破壞法治，被警告「不可以用前警大教授發言」，警大也不排我的課了。雖然失去了教職，但這一年多來我上節目、寫文章不必再有顧忌，臉書貼文也經常被轉載，反而更有助於我為警消權益喉舌的目的。

問：立法院在6月底三讀通過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法案，請問您對年改有何看法？對警界會造成何種影響？

答：我認為民進黨政府在年金改革上，破壞了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軍公教和政府之間存有雇用關係的契約，必須雙方同意或對價的交換才能更正。而年改過程中，政府污蔑軍公教、製造階級鬥爭。對警察尤其不公平，譬如政府說「警消還是70制，可以50歲退休」，事實是，基層警消的工作特別辛苦、特別勞累、特別危險、特別難升遷，50歲以下猝死人數居多，很多人根本等不到拿退休金的一天，而且50歲退休多半只能領到樓地板的薪資。

過去警察長年吞忍，圖的無非就是退休後，有份可以溫飽的退休金，現在連這個都沒有了，如此不僅會引發抗爭行動，也會造成兔死狗烹的效應，例如今年報考警專者比去年少2000人；警大自然組男生的錄取分數狂掉了12級分，是40年來最大一次的滑落，這顯示有競爭力的青年學子在有選擇權時，不會願意擔任沒有保障的警察工作了。此外，現役警察迫於生計不敢提早退休，但警消人力老化後，對於新進的同仁勢必會增加障礙，因為偏重體力的工作只能仰仗新進警力，這會使問題雪上加霜。總之，政府這次未在年金改革方案中對警察另案處理，勢必影響未來的治安，到頭來最吃虧的是全體人民。

大學教授也是這次年改中最大的受災戶，他們像我一樣，年輕時負笈海外讀書，回台任教時已經30好幾了，若比年資，大學教授的退休俸遠低於中小學老師。很多大學教授都看到問題，卻不敢講，怕被人笑銅臭，這對台灣公立大學留住人才，絕對會造成致命的影響。

我為了向民眾宣導守護民主法治的理念，並改善警消的工作條件和環境，才同意接受新黨推薦為2016年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希望能到立法院從法律及制度面為警消人員爭取權益，可惜功虧一簣。不過，我始終相信，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所有的付出都會留下痕跡，我會繼續努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