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這本小說，開頭甚為過癮。氣氛上有「鬼邪」的陰深神秘，情節與人物有武俠小說的引人入勝。「一個健壯的黑衣人謹慎的走向北京西甘石橋，……他一邊自背上解下大麻袋，在月光下，把木柱下的一具死屍裝進袋裡。」(p. 3)給人有武林中仇殺秘密收屍的推想。接著，康有為和寺裡住持佘法師的對話，辯論知與行、善行與善心、憫忠與法源的倫理哲學，可謂儒佛爭鋒，放在武俠傳統裡，有華山論劍的況味。「和尚不像和尚，倒像一位彪形大漢……他夠不上菩薩低眉，但也不是金剛怒目，他是菩薩與金剛的一個化身。和尚的造形，使這青年人一震。和尚直看著青年人，心裡也為之一震。這青年人氣宇不凡。」(p. 18)這是武林高手惺惺相惜的場景。（按：這類對峙「場景」是這部小說的主要技巧）。

我後來讀到譚嗣同與大刀王五幫派部分，甚為高興；足見我此處的閱讀「推衍」，並非無據。這部小說確實含有這個武俠小說傳統。小說裡說：譚嗣同自幼習武，有俠氣，幾個人都近不了他的身。通篇而言，譚嗣同實是「俠骨柔腸」（寫給妻的訣別書，淒婉動人）最美的象徵。這「俠骨柔腸」更與菩薩精神合一。「他們與其附託在木雕像上，還不如附身在志士仁人身上，以捨身行佛法呢？」，譚嗣同在法源寺裡菩薩面前如此說。(p. 133)譚嗣同的「殺身成仁」，是佛門的真捨身，也是他心中佛法的力行。

小說從倫理與歷史深度的善行與善心的論辯開始，而且以對話式的正反辯證、層層推進的儒佛思辯展開，可謂驚心動魄，其企圖可與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所著《理想國》(The Republic)相提並論，後者的哲學雄辯以人類最基本的倫理「公平」(fairness)作為開端。從我個人的解讀裡，善行與善心之辯，其深層架構為知與行的關係，而整部小說也就是知與行的文學探討，譚嗣同一生行徑就是知行合一的化身。在康有為與寺廟住持的論辯裡，知行的問題與善行與善心、忠與奸、夷狄與華夏等命題相掛勾；在譚嗣同與梁啟超的對話裡，知與行則與心與物（其中對佛法的左翼詮釋，可謂驚心動魄，而就學術發展而言，筆者以為是以儒解佛是也；P. 130-133）、死事與死君的問題相連接；因而觸及知與行的各種曲折，對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有所推衍。對我這個知性的讀者而言，讀起來是一大享受。這些相對組，是歷史哲學深層架構，也是歷史哲學不可或缺的根基。

《北京法源寺》作為歷史小說，其根基就在這裡。康有為和佘法師的對話裡，開頭有「爭鋒」的機趣，但不久論述就由康有為主導了。這點我想是作者忠於事實之故，因為這些理念，與康有為思想接近，不宜假住持的話道出。從小說的美學結構上來說，這不免是小小的遺憾。

歷史小說的另一重點，也就是歷史想像。所謂歷史想像，高一點的要求，就是把歷史賦予架構，並賦予這架構靈與肉。這部小說，有兩個結構構成，一是圍繞著法源寺這個歷史空間，始自康有為初訪法源寺，而終於往事如煙後康有為的重訪與告別，中間有梁啟超與譚嗣同的相知於法源寺，外圍以袁崇煥與石達開的故事（袁崇煥屍骨作佛事於法源寺，而其忠僕後人現今住持佘法師為石達開舊屬），而此歷史空間已成為死亡的歸宿。唐太宗哀悼東征失敗戰死的回民而建此憫忠寺 （按：北京法源寺原名憫忠），而袁崇煥、譚嗣同先後行刑後忠僕收屍骨而偷作法事於此，佘住持捨身救舊日同袍王五而成仁也在這裡。

故事中的另一結構，是循著當下人物情節以及其論辯的哲學與歷史命題，回溯歷史中的有關情事，如建寺的唐太宗父子兄弟間之愧德，曹娥之尋父沈江、謝枋得的絕食題詩、史可法之探獄等，就這樣把整個歷史網羅過來。如果我們說，盧卡其的「寫實主義」要呈現社會現實的「整體」，李敖在此則透過這縱貫結構，企圖獲致歷史現實的整體。

用結構主義的語言來說，雖同為「整體」，盧卡其是「並時」(synchronic)的，而李敖卻是「異時」的(diachronic)，但這「異時」（不同時空）卻又壓為一個「並時」的平面上呈現。這麼一個「整體」，這部小說內容是否蕪雜？往往見仁見智，全看讀者是否可以把眾多內容籠括為一體而定。就我個人閱讀經驗而言，後三分之一，歷史事件有時只見粗幹，未生枝葉，即置於故事中，不免有點蕪雜。

作為歷史小說，「歷史詮釋」攸關緊要了。李敖透過梁啟超與蔡鍔的對話，釐清了其中死君與死事、革命與君主立憲、擁滿與忠漢的問題。在歷史的漩渦裡，譚嗣同一生行事，表面上是死立憲、擁滿、死君，但事實上已從骨子裡逆反（以自身犧牲證明其失敗），因而最終得以超越其二元對立，死君與死事合一。這裡，李敖發揮了他的史學見解。這部小說，尚有一個小小而饒富趣味的人文層面，也就是詩詞的抒情解讀，與故事中人物與母題連結一起，這當然是《紅樓夢》的寫作傳統了。

特別有趣的是對譚嗣同〈絕命詩〉的多重詮釋，尤其是「去留肝膽兩崑崙」一句。「兩崑崙」可指譚嗣同與梁啟超，可指譚嗣同兩個忠僕，可指譚嗣同與王五(P. 306-17)。這些詮釋在小說裡雖出自他人之口，應是李敖歸納前人並加上己見的多元解讀。李敖愛搞笑，似乎，在結尾之處，昔日康有為初訪法源寺結緣的小沙彌，竟成為了北大赫赫有名的「唯識論」大師李十力；有點學養的讀者，一看就知道是指熊十力。這雖然或可以與歷史即將降臨的五四及共產黨活動牽個線頭，也未免有點搞笑。

歷史小說，可說是一個雜種，可以偏歷史，也可偏小說，而西方則以後者為多。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可說是傳統的「文史哲不可分」的高度發揮。這也未嘗不可是歷史小說的一個可能的模式。我寫這個文本閱讀，其原因不僅於此，而更多的是有感於我們此間的文學作品，感性刻劃細膩，而哲學的思維，卻往往付之闕如。我希望我們的文學，知性與哲學多點些，而讀者也能在閱讀裡，要求多一點的知性，並且懂得欣賞這特質。

來個餘話吧！話說2000年春，我逛台北市衡陽路擺地書攤上，看到「北京法源寺：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字樣（李敖出版社出版，即為本文所據之版本），眼睛為之一亮。結緣了！回家一口氣把小說唸完，可見其迷人處。其時，在個人網站上，就打上讀李敖《北京法源寺》字樣，並以網路風格寫了幾行；一晃眼，到今竟十幾年了。2000年夏，訪北京，也就專程到法源寺一遊，並在附近回民區一家清真小麵店，吃了生平最便宜的一碗番茄青菜素麵，與店中不適應深圳特區生活而折回的小伙子閒話深圳。多年了，這碗陽春麵、這回民小伙子，腦海裡竟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