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教育部長蔣偉寧辭職。下台容易,難題是,怎麼收拾12年國教?如此樹人大計,又將因「換人做做看」而改裝嗎?
由國家機器派生出來的教育體制,必然要從屬於國家利益。所以,舉世各國的教育首先灌輸愛國元素,包括國歌、國旗、國土、國號、國史等。於是,國家體質決定教育型態,國家意志決定教育目標,無一例外。歷史上的察廉舉孝和科舉取士,就是為漢唐盛世服務的制度。
現今台灣社會是資本主義民主體質加上島國意志,教育施政必然為這種「國家利益」服務。換言之,他們不可能建立動搖這種利益的教育,即使後者可能更加符合階級流動的正當性。而掌控台灣社會權力的方式,是透過選舉制度,這種權力票決制的特點,首先表現在高度的資本驅動性。因此選舉要搞募款,錢多好辦事主宰人多好辦事。權錢緊密循環、高度壟斷的國家型態,表現在教育現場上,就是使窮家孩子更邊緣化。美國長春藤盟校的招生文化,即為一例。仿效美國升學型態的台灣「多元入學」廣受詬病,正因為其造成多花銀元才能入學的現況。
然而,台灣非美國。兩者歷史文化條件不同,本應有不同的發展路徑,但邯鄲學步的教育型態卻為日益貧富分化的台灣社會結構推波助瀾。美國名校多屬私立,而台灣名校多在公立,學費昂貴的私校卻收來教育資源本處弱勢的窮家學生。台灣貧生勉強進入私立大學,不是站上改善命運的教育平台,而是換個打工基地,向貧富分化的準職訓中心報到。
教育型態既然符合國家體質,則國家機器掌控者的教育改革,就只會朝向鞏固這種教育型態的目標前進,以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支配與對立結構。法國經濟學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就以資本主義貧富分化導致的反民主為論述課題,值得深思。
20年前,「教育改革全民大結合」的那批人馬,成了新興資產階級登台掌權的別動隊。其四大訴求,歸納起來就是「解構大威權,滿足小確幸」兩句話,其背後,其實是脫去群體意識的個人主義。他們階級屬性和傾向,決定了20年來教改的局限性,結果是「一塌糊塗」和「血的教訓」(2014年7月2日,中央研究院第31次院士會議上的名言)。許多人唾罵12年國教荒謬不公,但鮮少人承認12年國教是20年來教改拼圖的「結晶」,是配合政治運動的教改民粹化的後果。始作俑者固然可議;20年來的幫從助陣者難道沒有責任嗎?
20年教改中的片面進步性,例如尊重學生人格等理念值得肯定;但把「人的啟蒙是教育的唯一目的」絕對化,是欠缺辯證思考的另一種精神專制。後者忽略的是,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而非支配一切社會和教育的主宰。遺憾的是,為了滿足「人人上大學」和「免試升學」等想望,政府不顧人口結構、產業條件而「廣設大學」和「高中社區化」,後果卻是學歷貶值與免試破產。這不是說威權時代的教育更好,而是教改以來的教育更糟,後者是貧富分化變本加厲的催化劑。相較於教改體制,平民在威權體制下的教育投資報酬高、所付時間和金錢成本低。但教改後,家長經濟負擔和學生課業壓力,以及對教育前景的茫然失落,隨著20年教改與日俱增,而非相反。
歷史不能倒退,但人為的反動始終存在。對一個身揹數十萬貸款債務的都會區中學生而言,零體罰、拒髮禁、一綱多本、鄉土教學、建構式數學等名目,有何意義?對一個枉死在工地的15歲窮縣貧生而言,「生而平等」、「凡人身皆受保護,應免於傷害與侵犯」等語言,又怎能改變他被貧富分化社會結構,擠壓到水泥擋土牆下的命運?
教改團體把台灣學生當作西方價值試驗的白老鼠;一旦風土不合,惹起民怨,他們就使出兩招:或怪在朝當局,或怪前線教師,並結合熟悉的傳媒,包裝他們理想的受害者,藉由控訴加害者以加大行銷他們的理念,從而兔脫自己的責任─作為教改拼圖之一的12年國教,就這麼異化成為教改團體的被告。
事實上,教育不論怎麼改,培育學生的生存力量才是硬道理。20年教改下來,別說台灣學生的競爭力江河日下,連為人品德都不堪領教,孰令致之?「建立一個不打小孩的國家」又如何?誰打了鄭捷?21歲的他不正是教改產品嗎?他向警方自述生活壓力大,不想活,想殺人,但事實是,他尚在校園享受教改餘溫,根本還未進入職場,就自覺壓力大到不想活,難到這就是個人主義極致的教改成效?
威權體制害怕造反,會利用集體主義威權限縮社會不平;個人主義教改體制鼓動造反,卻助長社會失衡與人心對立而無能改善。明星中學的拒絕消失與私立中學的逆勢發展,以及恢復威權時代聯考制度的底層呼聲,與其說是歷史倒退,毋寧是抵制反動教改的表現方式。
「教育改革最終的困難在於人的思想解放」,但首先要解放教改書齋領導層的反動思想,後者才是教改最終的緊箍咒。如果威權、民主和集體、個體等二元對立式的思考方法管用,為何非彼即此的話語,無法解釋教改體制反而惡化了威權體制下不公不平的困境?換言之,如果威權體制下的教育令人那麼不平,為何教改體制下的教育不平現況更加嚴重,而非相反?再怪當局,再怪老師,其實無濟於事。
綜觀台灣20年教改前後的發展,橫向移植的缺陷是忽略縱向傳承中的進步性;從察舉科舉的「漢唐盛世」,到聯考高考的「台灣奇蹟」,不會沒有值得取法的元素。反之,用改變片面困境的民粹語言,來否定整體發展的歷史事實,一葉障目,所反映的只是「何不食肉糜」的新興資產階級與西方文教買辦的思維局限。
(作者係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