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屏東東港漁村,父親13歲開始以延繩釣捕魚,至今50幾年。那個地方叫「下頭角」,建物老舊而雜亂、巷弄又多,逢大潮就淹水,連角落都充滿海的味道,漁船彷彿要被推擠上岸,硬是被護岸攔下而嘎嘎作響。也因此,漁業是靠海東港的注定,諸多生計圍繞成裙帶,海鮮餐廳、漁產品、造船所、漁網緄線、製冰廠、魚餌等。近幾年,黑鮪魚讓東港聲名大噪,卻也在生態保育、商業炒作間爭喋不休,瀰漫著黑鮪文化的迷思。
面對大海這片藍,漁民沒有太多時間猶豫,青春消磨在浪裡。不同於陸地生活,出航就是與大海鬥智、拚搏,漁村充滿征戰氣息。但,人終究渺小,海海人生的不確定感,漁民只能寄予宗教的庇護,分布在東港的大大小小廟宇神像,少說也數百,神明聖誕、廟會活動幾乎是漁民的行事曆,鑼鼓聲、唱戲聲此起彼落。這些神祇各據角頭、各擁信徒,地方公廟是東隆宮溫王爺,每三年一科的「東港迎王」已是台灣最盛大的燒王船祭典,其實,這是恐懼不安堆疊到極致。
本文要介紹的是東港迎王在地民俗之一的「替身仔」,而這就得從瘟神信仰說起。
東港街市發展坎坷
東港位在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東港溪出海口,俗稱雙溪口,吞吐貨物、移民潮,執握屏東平原門戶的水陸津要,具有發展商港的潛力。但是,這般看似條件優越,惡水惡土卻讓東港命運多舛。
一來,旁鄰的大鵬灣潟湖,是一地勢低漥的溼地,每逢大潮則海水倒灌。二是,若值夏、秋雨季,旺盛西南氣流直襲中央山脈南段大武山區,高聳地形攔截水氣,細流匯成洪水,灌入東港溪。奔騰的洪水、反撲的海潮,兩者沖擊點就在東港,正面、背後兩股浪頭角力、海淡水交鋒。待洪水消退後,從上游刷下的細泥粉末沉澱成灘地,港口逐漸淤積擱淺;而海水入侵,鹽分汰留在泥土,表面一層細鹽粒,導致土壤鹽地化。等到豔陽一曬,高溫、水蒸氣更令人溽暑難耐。
早年荷蘭人為探金而出征,數千軍士行經這一帶,不是戰死,卻因水土不服而病死,荷蘭人嚇得直呼這是「殺人坑」。明鄭延平王國時期,統治範圍約及台南、高雄一帶,在地理位置上東港屬於邊疆,且又「土多瘴癘、人跡罕至」,就被當作流放罪犯的地方。換個角度,荒棄之地當然成了海盜賊匪的樂園。清康熙22年(1683)時,清廷甫治台,在防亂考量下,一改明鄭的消極流放罪犯,在東港設置了下淡水巡檢,圍捕海賊匪類,軍事、政治功能大為強化。這麼一來,大家以為治安改善,百姓可以安居樂業,不料,歷任巡檢卻接連任內過世,元凶還是「水土毒惡」。
清康熙24(1685)年著手編纂的《台灣府志》〈氣候〉篇就講:「鳳山以南至下淡水諸處,早夜東風盛發,及晡鬱熱,入夜寒涼,冷熱失宜。又水土多瘴,人民易染疾病。」依我看,大清官府很快就懂荷蘭、明鄭面對東港之道,可見其衝擊猛烈,於是倉皇將衙門移駐偏內陸的赤山(崁頂鄉)。
大清官府退位後瘟神接管
大清官府不敵東港水土多瘴、易染疾病,驚嚇而逃難。漢人移民東港的腳步卻不退縮,他們在求生存的意志驅使下,船艙不供奉媽祖,改迎入瘟神香火或神像,渡海而來。在他們眼中,人面對瘴癘瘟疫是焦惶、無能為力的,得透過瘟神來管理瘟疫,送王船祈求除瘴避瘟、安境禳災。這故事在清康熙56(1717)年的《諸羅縣志》曾提及,清乾隆29(1764)年王瑛曾纂修《重修鳳山縣志》中,首度載入高屏一帶王船習俗,內文提到:民間齋醮祈福,大約不離古儺。近是,最慎重者曰王醮。先造一船曰王船,設王三位(或曰一溫姓、一朱姓、一池姓),安置外方,迎至壇次…。醮畢、設享席演戲,送至水濱,任其飄去(紙船則送至水濱焚之)。
上引文提到的「溫、朱、池」三王,溫王可能就是東港溫王爺。若定義真正的台灣在地信仰,恐怕只有瘟神信仰,因為祂緊扎著台灣風土,擺進了歷史脈絡、地理環境,而非移植、嫁接過來的。其中,又屬東港迎王是台灣最原始的瘟神信仰場域。
當瘟神來到了惡水惡土的東港,似乎真發揮了管理功效。漸漸地,海濱地帶可看到泉州人漁撈採捕,斜陽下點綴了漢人漁舟,岸上草埔地有「鳳山八社」的茄藤社、放索社和力力社平埔族人從事農耕或狩獵,搖搖擺擺從蠻荒到文明。東港在清舉人卓肇昌筆下,已是「漁歌忽起滄浪外,人在畫橋一葉中。曉霞洵彩覆東洲,海曲人家逐岸流。煙水幾灣帆片片,浮沉波影五花虯。」這是多美的意境呀,難怪時人爭相尋訪,直問「桃源路可通?」
遷船繞境原來是瘟神信仰
遷船繞境象徵「押煞驅瘟」,除了是瘟神信仰的表現,也最有東港在地味了。這天,造型華麗的王船出動掃街。除了王船船身外,還有船桅、船錠(錨)和船帆等船體設備,由七角頭轎班分配扛運。為了讓船體龐大且沉重的王船,能夠穿梭行舟在東港大街小巷,必須墊滑車,黃色轎伕裝的大千歲轎班以人力拉挽,逐步前行。這個「遷」船的原始用法,可能是「縴」船。
當天很多人會在街上駐足觀賞這「遷船」景象,這些大多是觀光客或攝影人士,東港人則忙著準備家中拜拜和「替身」除厄儀式。那什麼是「替身」呢?
替身:災厄載體
替身,東港人稱「替身仔」,意思是分身、假人,民俗中用作改運。其外觀為厚厚一疊銀紙,放上剪裁好的紙人,用橡皮筋綑繫緊實,再插進3柱清香。這紙人區分男、女,男的畫上襯衫鈕釦,女的畫上長髮裙子,上頭書寫著信男、信女、姓名。早期這替身仔以稻草為材料,後來稻草取得與製作較不易,就改用紙張剪裁而成,簡便許多。而這疊銀紙,也用於答謝這替身仔幫我們乘載厄運,理該支付的報酬、盤纏,3柱清香則是禮數。
遷船當天,在屋前原擺設的香案旁,另置一小桌子,擺上飯菜、幾疊替身仔。家裡有幾個人,替身仔就有幾分。等到王船繞境行經家門口或附近時,燃金鳴炮,長輩們手持替身仔,在家人身前、後背上下揮動,歲數多少就揮幾下。若遇到家人外出不在,也可以拿件他穿過的衣服代替,這改運儀式象徵身上的厄運災禍已轉嫁到替身仔,賦予了靈性,因此,替身仔一定得燒掉,除厄儀式才算完成。為防止替身仔脫逃,可不能自行丟進金爐裡焚燒,得送到王爺廟前的「替身放置處」統一看管,像是臨時看守所,於次日凌晨的「送王」儀式中,由千歲爺押解上王船,盡付火炬。
由此可見,象徵押煞驅瘟的遷船繞境、替身仔承載災厄,無疑是瘟神信仰最重要的宗教意義,也是東港迎王的精髓。百餘年來,繞境路線也堅持傳統七角頭聚落,不理會東港市街聚落規模的變遷、擴張。
瘟神變王爺
每當我轉頭盯著自己的「替身仔」,總有莫名的疏離感和疑問。試想,在那瘟疫瘴癘的年代,人們對傳染病的恐懼無法找到解答,沒有解答就沒有救贖,尋求信仰自然是途徑之一。倘若信仰能帶點科學性,那時先民就該尋求保生、神農大帝這等醫藥神開藥方,而非迎來瘟神解厄、押煞驅瘟,大費周章地設王醮、饗席、演戲以媚之,這無疑自陷困境。我雖深深不解,然而歷史田野就難在歷史已消逝,何來田野?信仰也關乎信者信否?
關於替身仔,若追問東港人,是否真能代為承受災厄?我猜想,相信的人不多。但是,東港人從不說破,仍迷迷濛濛地謹守這古老習俗。如今,三年一科迎王、燒王船,承載了多少喃喃祈禱,這一燒,漫天飛舞的替身仔、銀紙,我認為這是一種單純的仰望,一種大海子民不安的慰藉。
又,不知何時、何人,覺得拜瘟神聽來不妥,於是附會了「36進士搭船巡視地方遇難,漂流到東港」的傳說,嵌入歷史、權貴、殉難,廟方版本讓瘟神變成了朝廷王爺、欽差,冠冕堂皇了起來。如今,眾人僅知王爺,又有多少人能懂,或接受瘟神之說?
慢慢地我才明白,若想用科學來解釋神蹟傳說,無異是夸口奢言,那是信仰範疇;若以為歷史考證可以戳破神話、沒有「36進士」這回事,到頭來還是會發現,歷史往往只是神話的附庸註腳,而非起源。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會祕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