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下台灣非武力民族運動的領導者，以蔣渭水最具群眾魅力。「台灣民眾黨」在他的領導下，以全民運動與工農運動並進為指導原理，建立了團結面最大的抗日運動陣營。

  日據下的台灣非武力民族運動，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後一個武裝抗日事件（1915年余清芳領導）遭到殘酷鎮壓之後。進步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受到威爾遜「民族自決論」、俄國十月革命、中國的五四運動及朝鮮獨立運動的衝擊，組成「台灣文化協會」（下稱文協），以文化啟蒙的形式喚起民族意識，抵抗異民族的殖民統治。

文化協會發生兩次分裂

民族主義的啟蒙運動有令人鼓舞的發展，並有日漸激烈的內容，一方面是社會主義思潮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影響，一方面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入侵，導致農民運動興起並涉及經濟抗爭，不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運動路線不可避免地傾向階級化與國際化，再難包容在民族主義的舊框架下，因而有了文協的第一次分裂。

文協的第一次分裂導致「台灣民眾黨」（下稱民眾黨）的組成，這是日據下民族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分界點。民族主義啟蒙運動告一段落，此後運動轉向涉及階級意識的政治鬥爭。文協所承擔的民族主義為前提的統一戰線功能不復存在，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結社派系林立。左翼奪得文協的領導權，不久即有第二次路線上的分裂，民族主義聯盟的民眾黨也再分裂出更保守的「地方自治聯盟」。

民眾黨自成立至被迫解散

台灣共產黨人蘇新晚年回顧這段歷史，批判當年台共黨員積極涉入導致文協內部分裂對立，摧毀了文協作為統一戰線群眾組織的根基。蘇新一生深受政治鬥爭之苦，對唯我獨左的極左路線深惡痛絕，回顧不免感慨萬千。日據下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團體，從極右派到中間派到左翼，毫無例外地一再經歷分裂，也有曰此乃島民不能團結的特質。

分裂前期，蔣渭水提出「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的號召，強調殖民地的台灣需要包容各階級的民族運動，而非階級鬥爭。他並且指出，妨礙團結的是左翼份子的「小兒病」，以及資產階級保守派的「老衰症」。然而，他終究沒有能夠阻止分裂。意識形態的「馬克思青年」勇猛好鬥、敵我不分，資產階級消極退縮，代表人物林獻堂在文協分裂後即抱持旁觀的態度。

民眾黨成立之初，以全民運動與工農運動並行為指導原理。蔣渭水領導下的四年間，超越了文協和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範疇，擁抱無產小市民與勞工階層，建立了團結面最大的民族運動陣營。民眾黨是蔣渭水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他的才幹充分得到發揮，也是他的思想轉變趨於成熟之時。然則，民眾黨對外雖有拓展，內部卻一直分歧不一，這也是統一戰線團體的先天性格吧？ 進步的蔣渭水與保守的蔡培火合作原是勉強的，何況還要面對新文協無產青年的挑戰。蔣渭水日益左傾，與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蔡培火，確實有難以調和的距離。

1928年以後，民眾黨指導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發展成會員數千的30多個結盟工會團體。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的疑懼日深，反應更趨保守，有人提議另組「地方自治聯盟」，右翼民族主義派終於退出民眾黨，並且退到體制之內。左翼發展則背向而馳，1931年2月，蔣渭水提出「以工農階級為中心之民族運動」綱領修改案，並明言「時至今日，資本家已不足依靠，階級鬥爭之必要已無須多贅。但鑑於台灣的現狀，若不採用過渡的方針，即對階級運動加味民族運動，則運動無有成功的可能。」（《警察沿革誌》）。民眾黨隨即被殖民當局強令解散。

蔣曾高估社會運動情勢

隨著日本資本主義侵入與獨占，台灣的社會經濟面貌有很大變遷，1927年民眾黨組成時，農民運動已頗有發展，勞工運動方在萌芽，民族運動正在辯論─台灣是否有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抑或是民族運動？

1928年以後，在上海成立的台共成員陸續返台，進入文協、農民運動，到礦區林場組織勞工團體，投身社會運動。同時期影響台灣左翼運動陣營最多的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也相繼發生路線上的激烈變化，日共山川均的解黨主義受到極左福本主義的批判，並取代之。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迫使中共發動武裝革命，導致李立三激進路線的抬頭。台灣共產黨、新文協及農民組合均深受影響，而發生組織內部的派系鬥爭與分裂。

另一方面，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也帶給社會主義陣營一些錯覺，判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經濟面臨危機，加上島內勞工運動的壯大，蔣渭水對社會運動情勢分析難免高估，以為台灣解放運動已進入第三階段，當以無產階級為主力，落伍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將退出運動，不再是需要團結的對象。因此，民眾黨被解散後，他發表《黨之發展的解消論》，認定合法政黨組織已無必要，決心從事農工無產市民階級運動。從此他稱民眾黨為「舊黨」，並說舊黨已完成其階段性的歷史任務。

蔣深受孫文思想影響

辛亥革命成功對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大有鼓舞，當時就讀台北醫專的蔣渭水深受影響。他熟讀孫文思想著作，對中國革命情勢關懷殷切，他撰寫《中國國民黨黨史》（1929年）在《台灣民報》上發表，連載數月，還寫過多篇介紹與討論孫文思想的文章。蔣渭水對孫文的崇拜，或許無異於一般台灣同胞的民族感情，孫領導國民革命北伐成功，振奮了他們對強盛祖國的期望。

蔣渭水說孫文思想的結晶就是民生主義，而民生主義其實就是一部社會主義的經濟原理。左右論辯時，他發表〈共產主義向左去，三民主義對右來〉一文，基本上引自孫文言論，認為社會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互調和，而不是衝突，他相信只有民生主義可以防止階級鬥爭。蔣渭水具有善於團結的領導氣質，但對文協無產青年的包容，可能還是受到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影響， 他對國共合作寄予很大期望，這與他早年主張台灣需要全民各階級的民族運動是一致的。

晚年他對孫文思想的再思考，於民眾黨解散後所發表的文章中有所討論，在《孫先生對馬克思的見解》中他說：「試看一部民生主義的理論和辦法，全部是以馬克思的學說做中心議論的。」

最具群眾魅力的革命家

日據下民族運動的領導者，以林獻堂聲望最高，蔣渭水最有群眾魅力。林氏出身豪族卻平易近人，穩重而優柔寡斷，他領導民族運動自始持溫和路線，固然是受梁啟超的影響，以祖國無力援助，乃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厚結日本國會議員期以牽制台灣總督府，卻也是他所屬的社會階級與性格使然吧！

蔣渭水出身小市民家庭，父為相士，他自己懸壺濟世，對小市民階層的疾苦了解深刻，同輩最感佩他樂於助人的熱情。葉榮鐘所撰《革命家蔣渭水》，稱他是兼具不妥協精神與實踐能力的「革命家」，當年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議會請願與文協，領導者大多對青年與勞工力量無所認識，唯蔣渭水能洞察時代趨勢。蔣的政治思想從早年的民族主義革命浪漫情懷，到晚年認同無產階級、追求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平等與正義，恰與日據下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運動的軌跡相似。

1931年台灣愁雲滿布，隨著民眾黨被解散，台共遭遇殘酷的大逮捕，民族運動的陣營不勝淒涼。8月5日，蔣渭水病逝，留下遺言「台灣社會運動即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目睫，凡我青年同志極力奮鬥，舊同志倍加團結，積極地援助青年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