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時候，歷史是偶然的。前時喧騰一時因浩鼎新藥解盲失敗，引致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不當發言風波，以及浩鼎股票炒作或內線交易疑雲，也是一歷史的偶然，其可能造成的影響，恐怕是始料未及的。

台灣的生技產業有其歷史發展淵源，民進黨陳水扁時代提出的兩兆雙星是一個開端。所謂「兩兆雙星」，半導體與顯示器是兩大產值上兆的產業，而數位內容與生技產業兩大明星產業，確實是台灣走向高技術產業轉型可以選擇的目標，但面對國際競爭，卻不是件容易的事。

生技產業知識根本的生物醫學與分子生物研究，台灣是從80年代起步，那時中研院新設的生物醫學與分子生物研究所是由一批海外院士領軍，他們鮮少回台深耕，大多是利用各人在美國任教學校休假回台，以輪流接力的方式培育新血，有些人當時甚至由海外帶來學生，整體士氣很高。在當時領頭者之中，譬如哈佛大學的王倬，在分子生物方面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發現，許多人認為有拿諾貝爾獎的可能，他那一年回台，還帶了幾位跟他做研究的年輕科學家回來，後來有些選上院士，也有回到台灣長期工作，確實建立起生醫研究的承傳。

當時那一批院士犧牲精神頗高，有些人長年美台兩地奔波，並不要求特權，甚至還有人主動放棄該有的權益。當然，那個年代的中研院，才由過去較艱困的環境走出，還沒有後來的大樓高起、經費揚飛。

中研院與近代學術演化

中研院經費的大增，大致以李遠哲回台出任院長為分水嶺。李遠哲以首位台灣人諾貝爾獎得主，又是在退休前提早回台常住，確實引起社會高度讚賞，因此十分支持中研院經費成長，大概也是想再培養出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因而中研院的預算很快由30億左右，增加到超過100億，本年度已是150多億。

過去的中研院總予人學術象牙塔的印象，卻也有仰之彌高的一分敬意。88年前設立的中研院仿效的是法國法蘭西學院，法蘭西學院設立本來是為法語與文化承傳，與其後設立的科學院意旨不同，就某個意義來看，是有著比較深遠的關照視野，中研院沿襲這樣的大學院傳統，由其拉丁名稱的academia sinica 到人文與科學的兼具觀照，都看得出當年設立諸君的學識眼界。

近代科學在二戰後得到國家機器的支持，本出於功利取向，所謂追求人類好奇心雖也確有一二，但如果沒有後端的實際致用之效，恐怕很難得其正當性。中國人談起過去受列強侵擾，常說是吾人過於講究實際，缺乏由好奇精神而得之科學知識所致，此說忽略的是，近代科學如不是有實用之效，其好奇知識恐亦只是言談清論，無有船堅砲利，也就無由殖民掠奪，成其強勢。我人面對挫敗折辱，信心全失，乃有對西學的全面瑜羨。

國家機器的支持後來也及於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此一趨勢的發展至今未歇，其結果是經費膨脹，研究者激增。西歐社會對於學術研究的社會價值多有辯論，也因此，弄出許多審鑑機制，有論文發表的質量門檻，有專利申請的利益衡度，這回翁啟惠涉入浩鼎新藥解盲風波，與這些歷史發展及相關機制都有關聯。

生醫研究本來是最容易得到社會支持的，原因是它直接滿足了人類對生存的無饜追求，生醫研究帶來一個個疾病的解答，也似乎正當化了此一領域的價值。不過，關乎人體健康的生理機制是一個高度複雜多因的關聯，近代科學的因果及大多的線性關聯實驗探究設計，在物質世界或可以局部控制而行，但在複雜生命體系則常出現難以衡度的「治標害本」結果。

因此近年生醫研究，在論文發表機制中，特別強調所謂的「轉譯研究」，就是對那些基本生理機制如何在整體生命中發揮作用的探究，翁啟惠的醣基分子所引發的免疫反應，正是一個典型成功的「轉譯研究」，但這「轉譯研究」要能發揮實際療效，還需要進行人體臨床試驗，此次浩鼎的新藥正是此一最後階段的考驗。

翁啟惠和諾貝爾之夢

翁啟惠是比較晚成的生化學家。他是中研院生化所王光燦院士的門下，1979年以研究助理出國到麻省理工學院深造，已經31歲，他的探究精神和能力自是不凡，選定的冷門醣分子也有眼光，後來在此領域聲名鵠起，現在有說他可以得到諾貝爾獎，猜想曾經大力推薦翁啟惠的李遠哲因為有提名權，或許已提名過他。

翁啟惠所身處的生醫領域，過去幾十年在美國有許多著名科學家一夕致富的例子，投資客熱衷其事，科學家也深知其味，因為利益龐大，紛爭也不少，有科學家與研究機構或大學大打官司，也有科學家彼此爭鬥撕破臉，這不過真實反映出科學的成功，是實證致用的利之所在，側身其間者自不可免。

翁啟惠的研究專利不少，其中一些當然可能是會下金蛋的雞，所以，之前他就跟人成立過生技公司，譬如浩鼎的前身Optimer，但投資要成功獲利，就要有更進一步的產品，此番他們研製的新藥OBI-822，就是這樣一個金雞母。

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個藥在第三階段人體臨床雙盲試驗的統計效益失敗了，因此雖然是一隻金雞母，但不會下金蛋。翁啟惠在美國多年，熟知利益衝突的嚴格規範，他在這節骨眼竟毫不避諱，大剌剌地發言談論一個上市公司的新藥解盲，這是他在美國不敢做的事。

更嚴重的是，後來證實的資料顯現，他女兒居然曾經持有3,000張300萬股的浩鼎股票，其間還先後有1,000多張出脫交易，他對女兒如何有能力持有如此大數量的股票，以及此數量股票如何轉入其女名下，不但無法給出合乎情理的解釋，甚至前後說法出現明顯矛盾。

翁啟惠近來的行徑令人不解，合理的推斷是他之前在自己專利與持有浩鼎股票的利益問題上，就沒有謹守規範，後來在不恰當的時候做出逾越分際的發言，一方面也許有護盤的用意，另外與他的諾貝爾獎之夢或許也有關聯。

我們對諾貝爾獎的崇拜，其來有自，其實是過度看重外人標準、文化自信心薄弱的表徵。諾貝爾獎頒獎一百多年，雖說謹慎其事，但也不是沒有糾紛，還有告上法庭打起官司的，也有在獲獎前與之後都是默默無名的得主，道理很簡單，因為頒獎標準經常是一項發現，而不是一位科學家的整體貢獻，就科學史來看，許多得主並不特別重要。

翁啟惠很清楚近年諾貝爾生醫或化學、物理獎的獲獎，常是獎勵一些科學研究在實際應用方面帶來的影響，浩鼎新藥如果成功，他不但會得到浩鼎股票大漲的利益，諾貝爾獎之路自將更為坦順。

生醫製藥的美夢與真實

當然，浩鼎新藥真正想大賺錢，還得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審核，在國際上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近年新藥上市問題多多，核准時程太長及核准藥品太少都引起議論，後來還發生撰寫藥品臨床實驗報告有「避重就輕」的問題，他們稱之為outcome switching。前不久英國《經濟學人》有一篇專文，就論及新藥實驗統計報告的「避重就輕」問題，提到英國葛蘭素藥廠的一種抗憂鬱劑，因報告對藥效的「避重就輕」，後來造成許多問題，最後藥廠遭罰30億美元。

《經濟學人》的專文還說，英國牛津大學有一個專門探究所謂「實證醫學」的計畫，結果發現在一流醫學期刊發表的一些臨床試驗，不但有許多試驗預設的檢證標的沒有如實進行，事後的報告也迴避了大量真實的結果，其比例之高，令人咋舌。因此，所謂神奇療效的新藥，其實個中也有許多不能說、也說不清的秘密。

浩鼎事件發展期間，翁啟惠身在海外，後來知道他曾到以色列受獎，也在美國開會，本來說好3月底回台說明，但一拖再拖，終於4月15日回台，原來說要請辭，回台後又表示要做滿任期至今年10月。

浩鼎案帶來的意外影響

翁啟惠事件有兩個面向的影響值得關注。一是所謂學術產業化的問題。中研院不只有與生技產業掛鉤的研究，也還有其他產業的關聯發展，整體來說，是為了合理化其所耗費的龐大預算。其實，以中研院的規模來看，其經費比諸許多先進國家已不遑多讓。一些特聘研究者的薪水相當可觀，有些人喜歡拿其他如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薪水做比較，甚至說自己留在台灣是一種犧牲，而其中沒說出的是台灣的稅制及環境適應優勢，特別是退休後的長期保障給付，更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

中研院的研究經費其實已充裕到了一定程度，一位認識的中研院資深人文研究員曾透露，有一年他們研究所負責人在年度末告知，該年度還有兩千萬元的經費，請其設定一個計畫來用掉。與生命科學和物理科學研究經費相較，人文研究經費在中研院是相對弱勢，這例子所暴露出的經費情況，可謂一葉知秋。

事實上，由浩鼎案到更早的宇昌案，所謂學術研究育成產業發展，都曾經引發利益迴避不清的問題。生技產業雖說有其發展潛力，但失敗機率甚高，是高風險投資，在美國也常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通常有法律嚴格規範利益迴避原則。台灣的生技產業，通常是由中研院主導，加上一個推動生技產業的大帽子，於是政府基金投入配合，形成有力的背書，到後來不論成功與否，或未達到預期的成功，股海卻已翻雲覆雨，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獲利者，也有「滿村皆說蔡中郎」的受害者，其中的許多損失根本是全民買單。

另外一個面向是中研院的學術形象。此次浩鼎風波，有人以蔡元培、胡適和吳大猷等幾位院長，在金錢與操守方面的典範來與翁啟惠做對比。蔡元培面對政治有為有守，胡適在台灣面對現下認為是獨裁暴君的蔣介石，猶能當面直言維護學術獨立，吳大猷對蔣經國也犯顏直諫過，尤其蔡元培、胡適清貧以終，吳大猷晚年近乎拮据，固然有時代背景與社會價值變遷的因素，也關乎一個人的涵養修養與文化深度。

翁啟惠請假滯外終於回台，雖坦言自己行為給中研院帶來傷害，但對與浩鼎相關諸節，仍有無法說清的問題。中央研究院是中華民國傳承的學術資產，在現下的一些政治氛圍下，其實是欲去之而後快的包袱，此次浩鼎與翁啟惠事件，無疑已大大斲喪中研院的社會地位，這或許是一些「去中」政治意識者始料未及的意外收穫。

（作者係科學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