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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氣爆危機管理應有的意識形態｜黃清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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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31日深夜，高雄發生一連串氣爆後，全台灣震驚，中央地方政府與軍警消防部門緊急動員救災，人民也紛紛積極投入救援與捐輸資源。
隔天，中國大陸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表達慰問，各國政府也紛紛致意，全球媒體亦以重要新聞進行報導，大家聚焦於如何在第一時間進行人員救護與安置的危機處理，乃至進行整體事件的危機管理。
但全力投入危機管理的正面方向，不久就迷失在台灣藍綠「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口水中。地方指責以前政府的錯誤政策埋下氣爆管線，抨擊中央不願提撥足夠救災與復原經費；中央除了強調全力協助之外，也指出地方可動用準備金支應重建，以及有相關自治條例可處理管線。
在政治口水混戰下，經濟部長掛冠求去，高雄市副市長、水利局長、工務局長、捷運局長請辭獲准；一陣荒腔走板的政治鬧劇中，受災戶緊接著迎來的是，殘破家園的滂陀大雨，昔日大道成了滾滾黃河……。
難道面對危機的台灣政壇，只能是意識形態的對立廝殺，只能是是非不明的推諉卸責，只能是先選立場、再找理由。事實上，意識形態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但是錯誤的意識形態不應該是危機管理的指導原則。更精準地說，危機管理的意識形態，必須能夠有效的預防、處理、解決危機，而不是爭功諉過的煽動言語。為了釐清上述概念，本文先論述意識形態的真義，接著據此討論高雄氣爆危機管理應有的意識形態。
啟蒙思想造就了法國大革命，而當時的學者狄崔西（de Tracy）是第一個使用「意識形態」這個字彙的人，他相信，人們可以使用科學去改善社會和政治情況，所以，意識形態正是觀念科學（Science of Ideas）形成過程的研究。
可是拿破崙在逐漸專制獨裁後，與主張共和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專家相互仇視日深，進而指摘意識形態是「知識上貧乏、實踐上無能，特別是危險的政治情緒」，於是意識形態的原意，就擺盪在「理性科學」與「感性謬誤」的極端對比中。
事實上，意識形態是人們解釋周圍世界的主觀認知、模型、理論等，不論是微觀的個人關係，或是宏觀的整合解釋過去與現在，都會染上規範觀點的色彩。當人們面對資訊不足、情勢複雜的環境時，主觀而經濟化的意識形態可以讓人們做出選擇。
各種不同、競爭的意識形態彼此共存，而當人們的經驗與意識形態不一致，他們會改變意識形態的觀點，嘗試發展出新的理性詮釋，藉以符合經驗；也就是當不同的經驗發展出對立的觀點時，能提出相適應經驗觀點者，亦即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諾斯（Douglass North）所謂的「意識形態知識企業家」（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s of Ideology）就會應運而生。
意識形態應該是「中性」的，但所謂的中性，不是非主觀價值下的客觀概念。它是對過去的省思、對現在的詮釋、對未來的擘劃，其中當然有主觀的判斷意涵，但沒有客觀的是非對錯。
因此，意識形態就是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的複雜生活，提供一種簡約性的思維體系，反省社會過去為什麼會這個樣子變遷、詮釋社會現在這個樣子是什麼意涵、擘劃社會未來應該變成什麼樣子，以及提供達成未來理想的行動綱領。
高雄氣爆是危機，這個公共危機對當地人民、地方政府，乃至於中央政府都具有立即而明顯的威脅，而且危機處理的時間急迫、資訊不足，但重點都在於如何因應現有環境與限制，制定有效率與效能的策略及方案，減輕威脅的損害，甚至消弭威脅的存在。
因此當氣爆發生後，危機處理是地方政府責無旁貸的當務之急，包括緊急救護、疏散人員、清查危險、暫時安置、急難救助，以及修復具急迫性質的道路橋樑等公共設施、水電供應等民生設施。即使經費缺乏、人事不足、法規拘束等環境因素侷限，身處第一線的當地政府仍應扛起責任，在有限資源下，盡最大所能，紓緩危機爆發帶來的震撼，安定民心以盡速回復生活正軌。
這樣的作為，正是人民為什麼需要政府，亦即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存在意義與正當性。所以，當政府抱怨資源動用困難、以前政策錯誤、因為黨派爭議而拿不到補助時，聽在遭逢莫名災難、無語問蒼天的升斗小民耳裡，會是什麼感覺？換言之，合乎民眾需求的政府意識形態，應該是可動用的資源，挹注在最緊急的危機處理，讓人民感受到政府不是推卸責任，指摘他人，而是勇於任事，全力解決當下難題，而這種「意識形態知識企業家」政府，才能獲得人民支持。
當然，危機發生前、發生時、發生後的整體危機管理，更要符合民眾需求的政府意識形態；也就是事前的警訊感應、人員訓練，事件中的危機控管、訊息傳遞、資源動用，以及事後的損害評估、復原重建、經驗學習等，都應全面而徹底地建立。
人民需要的不是動輒訴諸藍綠對立，政黨惡鬥的「意識形態」政府，而是需要能善用資源、腳踏實地、解決問題、除弊興利、造福大眾的「意識形態知識企業家」政府，這對相較於北部缺乏資源的南部民眾，更是如此！
(作者係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副教授、成功大學兩岸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