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是最典型的例子。事件迄今已70年，其論述隨著主政者不同的政治立場及需求而截然不同，今年又逢民進黨再度執政，二二八事件顯然將再次被操作。

早期的二二八論述

          對國民政府而言，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無疑是意外之災，剛結束對日抗戰，緊接著又是國共內戰，焦頭爛額之餘，甫接收的台灣爆發大規模衝突。姑不論事件經過，最終以軍隊鎮壓來收拾殘局的結果，讓國民黨臉上無光，不願多談此事。

事件發生之初，官方以「事變」來定位；舉凡警總的《台灣省二二八事變紀事》、掃蕩周報社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與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皆如此。戒嚴後社會環境肅殺，政府嚴格監控，不允許公開討論相關議題，這種態度反而導致各種論述南轅北轍。

大陸早期將二二八視為「革命」或「起義」，並將其納入國共內戰的一部分，代表作有林木順的《台灣二月革命》、王思翔的《台灣二月革命記》，廈門大學出版的《二二八起義資料集》。

獨派最初也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叛亂」或「革命」，王育德強調二二八是台灣人為獨立而發動的「叛亂」，「他們固然沒有喊出尋求獨立的明確口號，但『三十二條要求』等於要求實質上的獨立，任何人都承認。」解嚴前王建生等人合著的《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仍認為，「台灣人雖未明確揭櫫獨立建國，但強調台灣的政治由台灣人自理」。

此外，二二八發生時，美國駐台北領事布雷克報告南京大使館：處委會提出的32條要求過於嚴苛，「不會被任何擁有主權的國家接受」；魏德邁將軍送交國務院的報告則認為該事件屬於「叛變」：

從民眾摧毀的巨大財務損失（價值10億台幣，如以1947年的匯率計算，折合兩億美金），和眾多死傷的外省人（超過1,000人），以及要求政府軍隊解除武裝，和任由暴動集團重建台灣政府行政組織等角度來看，此次事件很明顯地具有叛變的特性。

李登輝時期

1970年代台灣，人們對民主的嚮往超越政治藩籬，黨外刊物鼓吹言論自由及政治改革，各種社會運動衝擊威權體制，其中「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遊行及追思祭拜最引人注目。

解嚴後，二二八成為熱門議題，相關論文及專書大量出版，但當時史料有限，各方的立場與認知落差極大，不乏激烈論戰。李登輝時期重啟事件調查，不但徵調各機關檔案，並大規模進行口述訪錄，1992年由賴澤涵主筆，完成行政院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至今仍是相關研究的權威之作。

1995年李登輝對受難者道歉後，成立二二八基金會與進行補償。既然政府認錯，受難者的行為自然是正當的，原本的「革命」、「起義」甚至「事變」定位都不再合適。取而代之的是紀念碑上的論述：群眾要求政治改革，無故遭軍隊屠殺。

該段碑文中，參與者對政府機構及外省人的攻擊皆未提及。猶記得省文獻會訪錄中，受難家屬阮美姝表示：「政府在言及二二八事件時，總是將之侷限於2月28日起至3月7日國民政府增援部隊上陸前的時期，而幾乎絕口不提3月7日增援部隊上陸後的暴行。」短短數年形勢逆轉，碑文只提軍隊屠殺，對事件過程卻一筆帶過。

1996年大選前夕，二二八基金會成立，開始受理補償申請。接下來的10年中，通過了800多位死亡及失蹤，與1,500名左右包括傷殘、名譽受損及受到不當監禁的補償申請。獲得補償的理由，幾乎都是「無故」被捕殺，後遭「羅織」罪名。

以公布的檔案來看，獲得死亡及失蹤補償的受難者中，至少有63名在1949年後才因叛亂等罪名遭槍決，後來才遭判刑者約80名，應屬白色恐怖受難者，與二二八無關。可見政府對受難資格認定相當寬鬆，這對撫慰哀慟及平息社會不滿情緒有所幫助，但也間接證明受難人數沒有推估的多。

民進黨執政前後

1996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在競選文宣上抨擊提出「國家統一綱領」的李登輝，表示「統一會帶來另一次二二八」。並直指李在相關議題上，「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相關補償都是為了鞏固總統寶座。

2000年政黨輪替後，扁政府極為重視二二八，國家檔案局的成立讓史料幾乎全面開放，相關學術論文及專書的數量大幅成長，官方出版品也增加許多；二二八基金會多次舉辦歷史教師及大專青年的研習活動，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亦有相當幅度的變動。

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成績並不出色，導致陳水扁2004年競選連任相當艱苦。選前湧現大量二二八專書及期刊文章，更舉辦了「二二八手護台灣」百萬人活動，拉抬該黨聲勢。

2006年，二二八基金會發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認定事件元凶是當時的總統蔣中正，並由國史館長張炎憲將事件重新詮釋為「執政者透過國家公權力，有計畫、有步驟的進行集體屠殺民眾。」陳水扁稱讚該書「讓事件真相大白」。

2012年，陳其邁、李俊俋等人提出修正二二八條例，認為「否認二二八屠殺是對受害者的侮辱」，應判處三個月到五年的有期徒刑，企圖扼殺不同看法，但最終未能實施。時至今日，台北市長柯文哲以二二八受難家屬的身分自居，蔡英文的就職大典上演出二二八事件的場景，足見其政治價值依然豐沛。

二二八不應再被政治操弄

二二八事件的詮釋在不同的立場下差別極大。對未參與事件的無辜受難群眾來說，政府的行為當然是無故逮捕、羅織罪名、恣意屠殺；對莫名被毆打，資產被毀損強奪的外省人而言，將毆虐他們的本省人稱為暴徒也不難理解；以政府的立場來看，除台北市外，諸多縣市機關被占據而失去控制，倉庫、彈藥庫被劫，軍隊被圍攻，將事件認知為叛亂或民變，也難說完全錯誤。

《悲劇性的開端》中提到：「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悲劇性的開端。但歷史演變的過程證明，悲劇性的開端，並沒有使得台灣近40多年來的歷史，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該事件的發生，事實上改變了政府對台的各項政策，不僅取消爭議的長官公署，讓更多台人進入政府任職，專賣制度及公營企業也進行整頓，不到三年後更實施地方自治。

尹章義教授曾表示：「二二八事件會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大部分是由於朝野對立與政府避諱造成，使這個問題逐漸與海外的台獨運動與自決運動合流。」他並指出，廣設二二八紀念碑成為圖騰，未必對民眾有正面影響，反而可能引發「義民廟現象」，讓事件成為永難磨滅的歷史仇恨，這種永久性撕裂族群的作法，恐非多數人樂見。身為道地的台灣人，期盼二二八留給台灣的，是對人權與和平的信念及嚮往，而非無盡的仇恨與族群撕裂的對立。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