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旺報》民調顯示：台灣民眾七成不了解大陸；超過六成對大陸沒有好感。如果多數民眾不了解大陸，他們對大陸的厭惡感究竟從何而來？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一胎化」政策轉為「單獨二胎」，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戶籍制度也將放寬。人口政策與戶籍制度的鬆綁普獲歡迎，台灣也把它視為改善人權的善政。

　　如果今是，難道昨非？鬆綁是善政，難道管制是「暴政」？

　　根據學理，人均所得主要取決於人均資本存量。擁有越多機器設備與之搭配的工人，生產力越高，薪資也越高。提高人均資本存量之法，就是讓資本財成長率快於人口成長率。先進國家都符合這個條件，故能享有長達百年的經濟成長與所得成長。

　　對窮國而言，上述美景卻遙不可及。因為窮國資本存量原本就少，他們總掙扎在「滿足今天消費」和「累積明天資本」的兩難。累積資本有助未來經濟成長，卻可能先餓死一堆人。若先滿足今天消費，資源所剩無幾，根本無法累積資本，更別說還要讓資本累積速度大於人口增長速度。非洲各國百年經濟無成長，就是落入這種「貧窮陷阱」。大陸可以脫貧，甚至崛起，原因很多，但跨越「貧窮陷阱」則是少不了的門檻。

　　一胎化的執行，免不了造成一些過當與遺憾。但易地而處，將心比心，任何執政者如接手早年大陸此燙手山芋，除坐視國家停滯外，可有更高明方法？

　　台灣何其有幸，不必面臨兩難。在缺乏資本的早年，因納入美國圍堵中共陣營，從1951年到1965年，年年都從美國獲取巨額美援，讓我們消費之餘，還累積資本，終於創造經濟奇蹟。大陸何其不幸，不但未得西方援助，且一直遭圍堵打壓。兩相對照，台灣實應哀矜勿喜，以理解與同情，代替貶抑、取笑對岸政策。

　　大陸實施計畫生育以來，外國給予評價遠比台灣客觀。何況計畫生育並不等於一胎化。據統計，只有35.9％民眾適用一胎化政策，另有52.9％適用「一胎半」政策（農村地區首胎生女者可生二胎），11％以上的少數民族可生二胎或多胎。人口政策給予少數民族及農村的優待，批評者也吝於稱許。

　　1999年10月2日《中國時報》刊登民運人士何頻評論，指中共在50年內「造成4,450萬到7,200萬的非正常死亡。……這段時間……非正常死亡比率竟達到當時中國總人口5％~8％」。以1996年為例，中國大陸的自然死亡率是千分之6.9。非正常死亡比率約為自然死亡率的10倍，真如何頻所言，確實令人「驚心動魄」。但人口學計算死亡率是把一年的死亡總數，除以該年的年中人口數。依據文意，何頻的非正常死亡比率是把50年來的死亡人口總數，除以一年的全國人口數。類此錯誤、惡意訊息長年累積之下，台灣對大陸何來好感？

　　何文還批評中共人口政策有誤，造成「人口直線增，發展爬陡坡」，預期不久之後將因人口過多造成全面崩潰。其實中共是最早採行家庭計畫的開發中國家之一，比台、星還早。當時大陸的人口自然成長率已遠低於其他落後國家。中國人口政策成效，早為外國專家所公認。但台灣一方面嚴厲批評一胎化，一方面又散播中國人口過多將崩潰的怪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落後地區發展的另一難題，就是都市如何創造足夠就業機會，吸納農村過剩勞動力。政府如不管制，流入都市人口必大於都市的就業量。農村湧進都市的「盲流」會製造貧民窟、傳染病、治安、交通問題。這些人既未務農，也沒進入都市現代部門，是整體經濟的巨大損失。

　　上述問題在城鄉距離不遠的台灣並不重要。但對於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陸，就是嚴重問題。早年大陸限制農民遷往都市的制度雖損及個人自由，但政府如不介入，國家短期混亂、長期無法發展的後果誰能承擔？

　　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方案，大陸將循序讓農村人口落戶中等城市，符合條件者亦可落戶大城市，但特大城市人口則嚴格控制。如此循序漸進的改革，合情合理，是負責政府所當為。至於上一代農村人口為了國家發展所受的委屈，並非大陸獨有。台灣如此，國外亦如此。

　　再如兩岸開放來往之初，台灣民眾莫不以自己的富裕為傲，當時大陸生活水準低下，又添中共罪狀。台灣制度優於大陸，是此岸的普遍共識。殊不知兩岸採行不同經濟發展模式，優勝劣敗並非一言可蔽之。台灣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先以農業補助民生輕工業，再從輕工業邁向重工業。大陸因為外在國際條件以及國家發展目標與台灣不同，早年並未遵守比較優勢原則。但從爭千秋不爭一時的角度來看，當年大陸先發展重工業與國防工業的策略，並非一無是處，更不該簡化為「暴政」。

　　過往政策雖成歷史，台灣民眾對大陸的不信任、不了解卻有增無減。台灣的大陸政策瞻前顧後、綁手綁腳；國家認同紛紛擾擾、莫衷一是，實根源於此。唯有客觀看待對岸，台灣才能根除「尚未了解大陸，就先否定大陸」的不合理行徑。

（作者係本刊主筆、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