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的文學生涯開始於台灣歷史的轉折關頭。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台灣進入了一個浪潮洶湧的新時期。就在那年年初，藍博洲加盟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誌，參與了關於2.28事件40周年的民眾史專輯製作小組。他的作品以2.28事件及之後的50年代白色恐怖為背景，試圖通過回溯被遺忘的歷史，向醞釀著巨變和激烈歷史/政治爭議的台灣社會發問。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中留下《幌馬車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據這部作品改編。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藍博洲的作品面對更多的可能是漠視、拒斥和有意識的遺忘。

1949年兩岸分治的形成是台灣歷史的分水嶺。這個分水嶺的意義需從兩個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由於新中國的建立和國民黨退守台灣，國共內戰進入兩岸分治格局，從1949年5月19日戒嚴令頒布可看出：分治格局事實上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台灣戒嚴令由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距離國民政府於當年12月遷台約半年時間。前一年12月10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宣布第一次戒嚴令，台灣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離國共主要戰場較遠的地區不在戒嚴令範圍內；1949年7月7日代總統李宗仁頒布第二個戒嚴令，但很快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全面退守台灣。實際上，《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內亂罪）原本為1928年刑法草案的內容，1935年1月1日頒布後備而不用，至1950年台灣戒嚴開始實施，1992年修訂。兩份戒嚴令之間有明顯的連續關係，共同反映了中國的巨變和國民黨政權的命運。

其次，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兩岸進入冷戰時期。伴隨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琉球成為美軍在遠東的最大軍事基地，台灣、韓國、南越成為美國推行亞洲冷戰政策的前哨陣地。戒嚴實際上是內戰和冷戰交叉重疊的產物。由於這一陳映真稱之為「雙戰構造」的歷史條件，兩岸形成了對峙，但不存在類似朝鮮半島那樣雙重承認的國際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兩岸的和平最終取決於能否創造新的政治，以徹底解決「雙戰」帶來的隔絕、對立和敵意。

戒嚴令頒布後，國民政府又頒布《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和《懲治叛亂條例》等。1952年頒布的《出版法》第一條規定停止集會、結社、請願，取締被認為對軍事有妨害的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書、標語及其他出版物。白色恐怖蔓延整個戒嚴時期，但1950年代的鎮壓最為慘烈。

如何解釋戒嚴時期，特別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本應是台灣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有關調查並沒有像2.28事件那樣成為震撼性事件；實際上，50年代白色恐怖往往被刻意編織在2.28事件的相關敘述中，導致一般人分不清楚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繫。同樣，伴隨兩岸關係的轉變，大陸和台灣如何面對中國革命及其在兩岸的不同情勢，勢必是一個難以繞開的問題，但同樣沒有成為反思的焦點。

在藍博洲沿著楊逵、陳映真的左翼文學道路前行的時刻，黨外運動漸成聲勢。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迎來巨大變化，並在台灣引發激烈震盪。就在這一年，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一併被美國交由日方管理的，還包括在歷史、地理上均不屬於琉球的釣魚台。這一事件在北美台灣留學生中觸發了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就總的趨勢而言，這是在60、70年代反戰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潮流中產生的青年運動，它揭露了台灣對於美國的依附地位，衝擊了50年代以來的兩岸冷戰格局，或許可以視之為兩岸冷戰狀態走向終結的一個開端。

1978年12月16日，美國通知台灣即將與大陸建交。隔日，蔣經國頒布緊急處分令，宣佈終止一切選舉活動。12月25日許信良、余登發等人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要求恢復選舉，在此前已有人提出「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從1979年1月起，黨外運動與國民政府之間發生了一系列衝突，直至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黨外運動達到高潮，國民黨戒嚴體制受到嚴重衝擊，一個新的變革時代到來了。

在討論解嚴問題時，多數學者將大批留學生返台、文化討論的活躍及蔣經國的開明姿態作為主要因素，少有人意識到：中美建交不但是毛澤東為突破冷戰兩極構造而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打破國民黨戒嚴體制的關鍵因素之一。若無中美、中歐關係的巨變，保釣運動、解嚴及此後台灣的政治變化，能否以這樣的速度和方式發生，是不能確定的。然而，解嚴後不久，歷史就走到了1989年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體系瓦解時期；在美國霸權體系之外，尋找社會變革道路的可能性大大縮小了。

李登輝從制定和頒布國統綱領到完全棄之不顧，只用了3年時間(可以1994年他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為依據)，恰是這一雙重變遷的結果。在「歷史終結」的氛圍中，台灣社會在「世界民主第三波浪潮」中獲得新的定位。

如今，當人們試圖梳理學生運動和民主思想的變遷時，多半會追溯至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1960年代的《文星》、《大學》及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這個脈絡的外部，或許是較內部更為決定性的因素，那正是由美國傳入的自由主義，其特徵是在以追求民主和自由相號召的同時，共用反共的意識形態。

在經歷白色恐怖的鎮壓後，台灣左翼又面對政治生態的巨變和1989年後社會主義的衰落。1990年代，台灣經濟發生轉型，資本向大陸轉移，勞工力量下降，階級性社會運動尚未成長便面臨衰落之勢；由於李登輝國族打造工程的收編作用，儘管環境運動、農運和學運等仍繼續活動，但力量和方向已有重大變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中心的新社會運動。大多數人並不關心兩岸的勞動分工及不平等的勞資關係，而更傾向於從統獨的角度讀解兩岸關係。

圍繞統獨問題，民族認同、族群關係、國家建設，以及以此為中軸而編織新的台灣史，成為支配現實政治和歷史想像的基本要件。在新的語境中，以左翼色彩登上舞台的一代，已是由後結構主義理論、後殖民主義理論、後現代主義文學和藝術等武裝起來的、以留學歐美的青年學者為主的新生代。無論是思想資源，還是置身的情境，均與前幾代人完全不同。

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及現代主義論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生運動，綜合了泛左翼、自由主義和其他社會力量，開啟了民主變革的歷史潮流，但從1990年代初起，伴隨藍綠體制的鞏固，台灣社會運動已被統獨問題所裹脅，連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及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雖是對台灣社會內部矛盾的回應，包含對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及代議制民主的批判，卻也反對兩岸三通和服貿協議。這些運動向新方向的突圍尚未展開，便在不同力量的驅使之下，再入老圍城。換句話說，從1950年代肅清以後，台灣左翼傳統始終處於邊緣地位。

藍博洲的現代史考古和文學史鉤沉便誕生於這一語境中。在對2.28事件、50年代白色恐怖等歷史事件進行調查的同時，他鉤沉台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脈絡，重建這一文脈與以魯迅為代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傳統的內在關係。在他的筆下，30年代左翼文學、40年代文學抗爭、70至80年代鄉土文學的展開，如巨石壓迫下的野草，命懸一線，不絕如縷。這一文脈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白色恐怖下浴血成長的生命之樹，也是在台灣政治生態巨變、左翼文學傳統邊緣化的境遇中逆風向前的車輪，其前仆後繼，宛如悲壯的史詩。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