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克輝，1928年出生於彰化西門口張厝，曾就學彰化高級商校、台灣師範學院，1948年通過考試，進入廈門大學經濟系學習。後任解放軍閩粵贛縱隊八支四團獨立連連長、副政治指導員。

1949年後，張克輝從基層做起，歷任福建省政協副秘書長，省僑務辦公室、外交辦公室副主任、省台盟主委、省對台工作辦公室主任。1982年出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省政協副主席。1989年出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1991年出任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1997年出任台盟中央主席。曾任第五及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任第九及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現任全國台聯名譽會長。

張克輝自年輕時就喜愛寫作，最早的作品是刊登在楊逵主辦的《力行報》上的短篇小說《農民》。著作有《海峽心 兩岸情》、《深情的海峽》，電影劇本則有《台灣往事》、《尋找》、《湄洲島奇緣》、《啊！謝雪紅》、《何日再擁抱》。

問：您還記得我們什麼時候初次見面嗎？

張克輝答：記得啊，那是在1987年2月，我們一行五人去美國洛杉磯參加「2.28事件40周年紀念會」，承蒙你的全程安排、接待。

問：因我家房間不夠，有兩位客人必須睡在比較簡陋的地下室。我太太剛宣布完畢，您馬上抱著枕頭、棉被往地下室走。您可是五人中官位最高的啊！

答：嗨，沒什麼，應該的。 

問：請先談談您的家世，以及日據時期您對日本人的印象？

答：我出生在台灣彰化，父母育有八個孩子，四男四女，我是長子。孩子裡只有我一個人在大陸，其餘全在台灣。我家境不錯，所以在日據時代得以進入專門為日本人設立的「小學校」（有別於一般台灣人就讀的公學校），從小日語就很好。

雖然從小父親告訴我「我們祖先來自唐山」，彰化北郊的祖家張厝的門樓上，也懸掛著一塊刻有「清河衍派」四個大字的青石匾額（昭示祖先來自現今的河南清河地區），但我小時候並沒有深刻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直到有一次被一位高班生的日本人欺負。他一拳把我打倒在地，並不停地辱罵：「你這個清國奴」，我才知道，儘管我把日本話當母語來學，仍然只是一個受奴役的台灣人。

挨了這一拳以後，我覺得自己長大許多，開始會注意、觀察日本人在台灣殘酷的統治，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情感也開始在我的血管裡奔流。

問：您還記得1945年台灣光復時的景象嗎？為何26歲時決定赴大陸讀書？

答：我記得抗戰勝利時，台灣大街小巷張燈結綵，敲鑼打鼓放鞭炮，祭天拜祖，熱鬧非凡。之後，人們掀起一股學國語的熱潮，我也買了一本自學國語的小冊子，到山坡上高聲朗讀「你好嗎？好久不見了」、「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嗎？」。

課堂上，老師也開始談四大發明、萬里長城、天壇回音壁、金鑾殿、故宮等中國史事遺跡。不久國文課來了一位名叫鄭晶瑩的年輕女老師（曾在濟南大學讀書，因參加遊行示威被國民黨追捕而逃回台灣；後來又因涉案逃到大陸)，她自己編寫教材，上課時常常離開課文，從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講到「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再講到苦難中國的現實，她的話深深感動了我。當她講到屠格涅夫的《明天啊，明天！》時，我不禁憧憬起自己的未來。

有一回我放學路過孔子廟，聽到從大成殿西邊房間裡傳來一首令人振奮的激昂歌聲。走進孔廟一看，原來是一位大學生在那兒教唱。他告訴大家說這是喚起四萬萬民眾的《義勇軍進行曲》，那雄壯的旋律我至今難忘。沒想到，那首歌不久就被政府禁唱了。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不少接收大員飛揚跋扈，貪污舞弊，引起民眾極端不滿，社會也逐漸動盪不安。1947年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曾經把希望寄託在國民政府身上的我，幾天之內失去了崇拜的偶像，感到前途茫茫。

1947年夏天，幾位在大陸念大學的公費生在彰化公園舉行了一場演講會。會後我和幾位同學在孔子廟裡討論人生的理想和國家的前途，當時我就認為應該到大陸去求學，以便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就這樣，隔年夏天我參加了統考，進入廈門大學。

問：您後來加入了地下黨組織，也上山打過游擊，游擊區的生活應該很艱苦吧！

答：我是1948年11月加入地下黨組織，隔年2月受派到安溪游擊區工作，出發前我給父母寫信，只說要去香港、南洋兩個月，請他們不要掛念。誰知道這一去，卻讓父母掛念了一輩子。

游擊區的生活當然是相當艱苦的，晚上我和同學擠在一張床上睡，不久身上幾處發癢，開始以為是蚊子咬的，後來全身癢起來，沒辦法睡了，才發現原來是跳蚤、臭蟲咬的。過了一段日子，才慢慢適應跳蚤、臭蟲。另外，由於形勢緊張，戰士增加，隊裡只能勉強提供伙食，沒有其他補貼。吃飯時戰士先吃，幹部後吃。

每次回想往事，最難忘的是游擊區的人民不顧全家安危，支持、掩護我們。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我。記得有一次在突圍時，我瘧疾發作了，一對農民夫婦不顧危險，把我帶到山洞裡躲起來。一進山洞，那農民馬上把他家唯一的一條棉被鋪在潮濕的地上，讓我躺下休息。因為當時山上有老虎，國軍就撤退了。那農民堅持帶我到他家去過夜，農民把那條濕掉的棉被放在鍋裡炒乾，蓋在我身上，我感動得不禁流下淚來。

後來慢慢瞭解到，很多台灣前輩從抗戰時期，就在大陸土地上戰鬥，他們表現英勇，其中不少人壯烈犧牲。大陸人普遍認為，台灣人都是好漢，我也想當一名好漢。  

問：您長期在福建工作，與台灣方面的接觸一定很多，我前些時候在大陸電視節目「歷史檔案」中，看到您曾安排國民黨軍空難死亡者的遺體給金門，請您談談當時的情形及事件經過。

答：這是3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兩岸關係十分緊張。有一架金門運輸機起飛不久後就發生空難，南安水口區漁民在海上看到國民黨空軍軍官的遺體，就把遺體運回漁港，並報省台辦。我立即向省委書記項南彙報，項南很重視這件事，馬上叫我妥善處理。我從福州坐了五個多小時車到達南安縣，和水口區及周圍鄉村的幹部研究出幾個方案：通知金門來運回去，但金門一定不會同意；把屍體運去金門，但對方可能開槍；就地掩埋，可能造成更大的麻煩。

正在我們無法決定時，項南來電話，傳達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組長鄧穎超的指示，要用一切辦法把遺體送回金門。我隨即寫了一封信，通過電台廣播，告訴金門當局我們將派人到金門與水口中間的無人島邊，同他們商談遺體的移交，時間訂在次日上午10點，船會插上紅十字旗。

次日，我到無人島邊時，金門派來的人也到了。他們完全同意我的意見，決定把遺體運返金門。第二天移交手續很順利。金門代表接過遺體後簽字蓋章，彼此互贈禮品。金門代表一再表示感謝，並說死者家屬已在金門等候。

當時海峽兩岸對這件事反應都很好，有台灣輿論說：「兩岸可以談，都是中國人，有什麼不能談？」

其實，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艘台灣漁船遇難，13名漁民被福建漁民救到福州。我方通過廣播、報紙轉告國民政府，台灣方面就是不回應。我們提出把這13人送到香港，再由他們去接，台灣方面還是不同意。半個月過去了，台灣漁民很不滿意，他們的家人也懷疑是我們扣留不放。最後我決定，讓13人乘漁船出海，在海上交給台灣漁民。13名漁民完全同意，並要求我也要跟他們同船出海。第一天，在海上遇到幾條台灣漁船，但他們怕惹麻煩，不願意讓13名漁民上船。第二天遇到相識朋友的船，才勉強讓這些人上了他們的船回台灣。

問：到大陸以後，您什麼時候才再見到父母親及家人？

答：1979年8月，福建組織一個友好訪問團訪問日本，我是成員之一。我把行程告訴了彰化的家人，請他們到日本見面。當時我母親已臥病在床半年，一聽到這消息，立刻堅決表示她要去日本見我。看著她的病情，大家都不相信她能如願，可是就在出發的那天早上，她一個人穿好外出的衣服，從樓上走下來。家人都說，思子心切的母親是以超人的毅力走下來的。

在日本見面時，我不等車停穩就跳下來，快步走到父母面前，他們緊緊擁抱我，好久說不出一句話，大家哽咽地低泣著。進屋後，在明亮的燈光下，父母深情地凝視著我。妹妹引著他們進餐室說：大家肚子餓了，先吃肉粽吧。她說：這肉粽是母親為大哥親手包的，材料全是從台灣故鄉帶來的。弟弟也說：父母說要等大哥來才能吃。我第一個動筷子，並立刻說「好吃，真好吃，我在大陸吃過各種各樣的肉粽，但母親包的肉粽最好吃」。媽媽笑得很開心：「這是你外婆傳授給我的」。我說「母親包的肉粽特別好吃，因為它含有母愛和故鄉的深情。」 

問：您何時才再踏上台灣故鄉的土地？

答：1992年老家傳來母親逝世的噩耗，我馬上申請回台奔喪，可是台灣當局卻以我身分特殊、回台有可能遭起訴等十分荒唐的理由，拒絕我回台奔喪，我只好勉強同意由妻子赴台代行。在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時，我太太說：盡孝道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而台灣當局卻不顧孝道，不順民意，令人遺憾。我在海峽西邊則默默燒起心香一柱，憑弔母親在天之靈，默念「不孝兒哭生不能侍候，死不能奔喪送上山。」

1993年5月，我父親接著病逝。我經歷了坎坎坷坷、曲曲折折的過程，才得以長子的身分回台主持喪儀，盡人子孝道。在葬禮上，我照著家鄉的習俗披麻戴孝，跪在家鄉的故土上，致唸悼文。

問：您除擔任過各種重要的公職，還長期擔任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請問您跟媽祖有何淵源？

答：我對媽祖有特殊的情懷。年輕要來大陸讀書時遭到家人反對，還是祖母帶著我到媽祖廟去搏筊，扔出了三個聖筊才得以成行的。後來我發現世界上有近兩億的媽祖信徒，兩岸都有很多人信奉媽祖，我很樂意藉著媽祖的文化活動，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2009年5月22日，我率團共15人赴台和台灣媽祖聯誼會交流。在中午時分到達桃園機場，盛大的歡迎團隊早已打著「歡迎張厝弟子張有義（我的本名）回鄉」的橫幅，在那兒等候我們的到來了。此行受到台灣廣大媽祖信眾的隆重歡迎，也受到了張氏族人的熱情款待。台灣媽祖聯誼會在梧棲鎮辦了60桌的晚宴。台灣各地及澳門的媽祖宮負責人都來了，當地多位官員、民意代表也到場講話。張家的族人也在張厝庭院，辦了26桌的宴席，為我們一行洗塵。

2009年之後，我還回過台灣兩次，但最近的一次台灣舉辦「張克輝作品研究會」，邀請我去參加，台灣有關部門卻表示「不歡迎」而未能成行。                                

問：您著作等身，有的劇本還被拍成電影，大受歡迎。請問您寫作的動機是什麼？

答：我很喜歡寫作，年輕時就在楊逵主辦的《力行報》上發表過〈農民〉，離休後，我有較多的時間，就開始把對故鄉的思念，通過筆尖，點點滴滴、如泉流不斷地寫成文章和劇本，有的編輯成冊，其中《台灣往事》及《尋找》還被拍成電影（改名為《雲水謠》）。

問：您年輕時就離鄉背井，在大陸生活了60多年，曾經後悔過嗎？您自己怎麼看待您的一生？

答：當年辭別故里，我是一個熱血青年，而如今已是白髮蒼蒼、步履瞞跚的老人。年輕時的革命理想及大半生的政務工作，有些是我個人的追求，有些則是命運的安排。回憶往事時，我難免有些感慨，還好兩岸關係已逐漸走向和平發展、交流合作，我也有信心，兩岸終將統一。我想這是我及同輩人最大的願望。

我愛台灣，也愛大陸，更愛走向統一、富強的中國。因此，我從未後悔當年所做的決定，我也很高興有機會為兩岸的和平統一，做了一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