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著作《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在台灣各大書店熱銷。其實,治國理政的新思路和新經驗不僅需要政治精英系統總結,更需要借助特殊機制予以貫徹落實。為使新的執政理念迅速傳遞,大陸的專項會議機制發揮著重要作用。
會議安排有特色
專項會議機制主要是指為能在全國範圍內對一些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形成共識,以中央名義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的高規格工作會議或座談會,如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等(參見表1)。從涵蓋領域看,主要涉及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民生、區域安全、民族團結等具有全局性和關鍵性議題。從會議任務看,主要是對專項議題的具體進展進行頂層設計,並以舉國之力攻克所存在的各類難題。從參會級別看,在中共總書記親自參會的同時,主要由那些與會議主題相關的各領域負責人(通常至少具有省部級領導級別)參加。因此,專項會議機制具有典型的大陸特色,已成為中共從全局視野和整體利益高度,謀劃國家發展的基礎平台之一。
首先,在會期時間選擇上,開會時間選擇具有一定規律。對於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工作會議和農村工作會議,通常都在每年年底或第2年年初召開,這樣便於總結經驗或設定新的發展任務,同時也能在時間上與國家年度稅收調整和政府預算安排保持一致。對於協調區域平衡發展的專項會議,相關措施的績效回饋需要一定時間週期,因而往往每隔幾年才召開一次,比如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迄今只召開了6次。
其次,在會議的具體安排上,通常都只有一天或兩天左右的正式會議時間,但這並不會降低相關會議的品質。正如大陸的其他高層會議一樣,此類會議的重心放在前期的充分調研和內部協商,只有在達成基本共識之後才會正式召開會議。因此,公布中央決策、學習和宣傳會議精神,成為相關人士參會的任務。通常情況下,各級各地政府機關會從實際出發,將中央會議精神轉化為政府具體的工作安排,從而使中央號召落到實處。
形成機制有原因
為何大陸能夠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上述各類專項會議機制呢?這與中共從戰略高度統籌各類利益關係的執政理念密不可分,在成因上主要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一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自1978年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努力提高全體居民的生活水準和實現現代化成為新的時代任務。為吸引國外資本和西方先進技術,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結構轉型成為當時大陸與世界市場接軌的必然選擇。如何促進不同地區有序發展,防止出現一窩蜂式的盲目發展,就需要中央政府在一些基礎領域有目標、有計畫地予以引導,這成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產生的重要原因。
同時,由於大陸經濟發展起步較晚,長期以來農業人口比重過大,因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有序的轉移。為讓農村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來,需要進行全方位的規劃設計和政策引導,為此中共專門召開了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但主動減少農業人口並不意味著農業地位的下降,確保糧食安全和滿足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在大陸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這也不難理解中共堅持每年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初衷。
二是促進民族團結的需要。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大陸的少數民族群體主要居住在邊疆地區或偏遠地帶,由於這些地區經濟欠發達,條件相對艱苦,造成部分少數民族成員生活水準相對偏低。如果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長期滯後於廣大內陸地區,容易引發民族矛盾,比如經濟因素就成為近年來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凸顯的重要原因。因此,為實現各民族地區的共同繁榮,大陸以召開中央座談會的形式,以集體智慧集中謀劃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大計,不僅根據需要及時安排重大民生專案,而且還要求其他省市以「一對一」的方式實施對口援助。
三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需要。近年來,大陸經濟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帶來了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矛盾突出,比如各地出現了因拆遷問題造成的暴力事件等。同時,由於大陸司法審判制度尚不完善,以及周永康等人在主持中央政法委工作時存在一些亂象,造成近年來大陸各地出現不少冤假錯案,引發輿論強烈反彈。在此背景下,大陸專門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力圖系統整頓政法領域的失序狀態。此外,大陸社會中存在著炫富和過度攀比等浮躁心態,尤其是一些年輕群體熱衷參加選秀、比美等活動,期望借助此類捷徑來快速成名致富,這些急功近利的社會氛圍容易扭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因此,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央文藝工作座談會引發了社會熱議。
具體實效有差異
從專項會議的具體實效看,應針對不同類型而有所區別。一方面,涉及經濟社會領域的專項會議召開次數頻繁,每年都有相應的目標任務安排。但目前大陸經濟體已經高度國際化,受世界經濟形勢波動影響明顯,因而這些專項會議的具體措施並不一定能夠完全兌現。另一方面,涉及社會內部穩定方面的專項會議,通常是針對特定議題才會專門召開,能夠有所針對地制定相關措施;同時,涉及外交領域的專項會議,主要是結合時代背景和國際局勢變化而系統調整外事工作。因此,這類專項工作會議往往具有明確的現實指向,往往效果比較顯著。
總之,作為一種落實執政理念的專項會議機制,已成為大陸的一項制度化工作安排,反映了中共能夠及時從宏觀層面制定、發布和調整內外政策及其具體措施,這其中所蘊涵的相關經驗是值得借鑒和總結的。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