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絲路的形成是以經濟和文化為主要動力，在19世紀由於外來因素而命名。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將亞、非、歐大陸上綿延數千年之久的經貿文化交流之路，命名為「絲綢之路」(Silk Road)。

「絲綢之路」與「中華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在這兩個名詞出現時，正是他們都步入歷史低潮的時候。然而，近年英國歷史學者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 在其著作《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認為，這條偉大的人類文明之路正在復興。

古典全球化與中國的代稱

絲路經濟其實源自「古典的全球化」。弗蘭科潘認為，聯繫中國、非洲和歐洲的「絲綢之路」，存在了兩千多年。美國著名的漢學家韓森(Valerie Hansen)根據兩處西元前5世紀的考古遺址，指出長程的陸路貿易早在西元前幾世紀便已展開；只不過文書上最早的絲路貿易，是因為記載西元前2世紀張騫的事蹟才出現的。

韓森還根據烏茲別克斯坦出土的絲綢，以及在新疆發現的高加索人種遺體，推論中歐道路的開通及中國出口絲綢都在西元前1200年，也就是早在商朝的武丁時期。而張騫出使西域主要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且時間也比上述考證的結果晚了許多，更重要的是，他晚於秦始皇時代的絲路商賈烏氏倮。

依據大陸學者何新的考證，至少在西元前3世紀秦昭王嬴則的時代，西亞人就已稱其東方的中國人為「秦」(Sin)或「秦那(秦人)」(Sina)。猶太人則至今仍稱中國為「秦國」(Sinim)，稱中國人為「秦人」(Sine)。Sine後來演變為西語Sina，Sina又演變為漢譯梵語佛經中的「支那」，以及西文中的Chin和China，其詞根都源於「大秦」。

韓森也指明，拉丁文中用以表示絲綢的serica，來源於希臘文指稱「中國」的Seres；而源於拉丁文和梵文的英文China一詞，則是從「秦朝」這個名字發展而來。此外，古希臘人已經輾轉接觸到中國的絲綢，並稱中國為「絲國」(Seres，賽里斯)，而Ser就是「絲」的音譯。由希伯來語Sin和古希臘人稱的Ser來看，「秦」與「絲」同是絲綢之路上，久負盛名且高度相關的文明。「秦」與「絲」既是古代華夏文明區的代稱，則「中國」在當時意謂華夏文明中心，也是「天下」的核心。就如韓森所說，中國人確實是世界上最早製絲的民族。

秦始皇對絲路有奠基貢獻

由於匈奴在戰國時代對華夏農耕社會形成重大威脅，甚至控制了中西陸路交通，以致張騫在西域看到中國瓷器時，才發覺民間早就從海路與中東地區貿易。韓森則認為，張騫在今日阿富汗北方的市集裡見到的蜀布，必是經由陸路貿易而來。但無論海路或陸路，在秦漢以前的絲路經濟應該是零散的、小規模的交流型態。

正如《絲綢之路》作者劉迎勝所說，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才使中原作為一個整體與匈奴對抗。否則，若像西周以前那樣依靠禮制而相對鬆散的封建組織，或至東周進一步各自為政的型態，都難以應對縱橫草原的遊牧部族。而匈奴既以遊牧和掠奪為主，就必然影響到華夏農業生產與中西絲路經濟，是以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對絲路經濟發揮了正面貢獻。可以說，長城的長度就是「暴秦」的集權程度，同時也是華夏的富裕與文明程度。

秦始皇的大一統作為，改變了先秦時代絲路經濟上的零星狀態，使繼承秦制的漢代能以一個華夏整體來驅動絲路經濟，給促進絲路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契機。錢穆認為，秦代政治的背後實為一種高遠的、傳統的理想，又說秦政是順應時代潮流而為的進步政治，其指的就是秦始皇完成大一統的新局面。這個新局面為絲路經濟奠定了基礎。

(一)帝制。秦始皇首創「皇帝」稱謂，並首先將「大一統」的歷史觀念落實為相對穩固而集權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結構上更為規範化與制度化，並由此展開2000多年別具特色的社會經濟模式。皇帝制度使得距今2240年前的中國，開始有了當時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政府，並開啟規模較大的絲路活動。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就有徐福公園和徐福墓，以及流傳2000多年的徐福故事。

(二)法治。多數學者認為，秦代是世界史上第一個較全面實行法治的古代王朝。而中國的法家學說，是世界上現存第一套真正的國家理論，秦始皇的制度證明這套理論的可行性，且為漢朝皇帝全盤繼承。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看，秦朝用法律的形式將各種人際關係、人際互動和社會秩序固定下來，並運用國家強制力來保證法治的施行。這意謂在歷史上，秦始皇奠立了作為絲路經濟起點所需的社會秩序的基礎。

(三)官僚。秦始皇建立一套有別於封建世襲的官僚體系，任人唯能、唯智、唯功，從而保證了行政素質與效能。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認為，秦代中國最早建立了韋伯所定義的現代國家，即中國最早發明一套基於能力，而非基於個人身分的官僚任用制度。加上法治的行政規範，就符合管理學上的效益需求，這也是促進絲路經濟安定與繁榮的條件。

(四)郡縣。郡縣制的目的在於維護君權至上的國家結構，但它也反映了人口、經濟和交通等歷史條件的客觀演進，所以自東周後期已逐漸成為諸侯國的基本制度。秦朝郡縣制是由中央政府任免地方主官，各地重大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而地方官吏雖形成初步分權和制衡，但仍擁有相較於後世郡縣更多的自主權。秦始皇實施郡縣制以維護中央集權，使地方「甚足易制」，且不再「樹兵」。這對於穩固地大物博的經濟環境，起到正面作用。

(五)度量衡。秦始皇26年下詔：「一法度衡石丈尺。」除以秦的標準統一全國的度量單位和進位制外，並由中央政府頒行統一的標準量器。凡製造度量衡器，都要刻上皇帝詔書全文。為有效施行統一的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採取定期檢查、大力宣傳和繩之以法等政策。比如《雲夢秦簡》中的《效律》，就明文記載對違規者的懲處。度量衡制度與工具的統一，有助於商品流通與經濟活動，同時也是健全賦稅制度與保證王朝財政的前提。從《雲夢秦簡》的《秦律》來看，秦代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規範相當嚴密，國有經濟規模龐大，能工巧匠很多，工商業空前發達，由此奠定了絲路經濟源頭的制度與規模。

(六)文字。秦代以小篆為統一書體，也通用隸書。既維護統一，又兼顧便民，連《雲夢秦簡》也是以隸書寫成。後世的楷書則是在隸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秦始皇統一文字是順應當時發展的需要，對消除隔閡、打破人為壁壘及拓展經濟活動都有巨大助益。

(七)貨幣。秦朝中央政府掌握唯一的鑄幣權，並制定貨幣金融法規《金布律》，以保證法幣的流通。所謂法幣是規定金屬貨幣本位制，即以黃金為上幣，單位為「鎰」；以外圓內方形制的銅錢為下幣，單位為「半兩」，但布在實際生活中仍充當貨幣使用。統一貨幣有利於商品交換、賦稅徵收和經濟發展。秦始皇使貨幣在全國範圍起到更好的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儲藏手段的作用。其中方孔圓形的錢幣形式自此沿用2000多年，而這正與絲路經濟的長度同步。

(八)交通。「欲求富，先開路。」在陸路方面，秦始皇治馳道於全國，築五尺道往雲貴，建楊越新道達南海，修直道通九原郡(內蒙包頭市西南)。這些公路網同時也是驛站網，交通網即是信息網。在水路方面，他開鑿或疏浚靈渠、鄭國渠、都江堰、鴻溝、秦渠、琵琶溝等，溝通珠江、長江、淮河、黃河等南北重要水系，形成水運交通網。秦始皇能在當時條件下建立水陸交通網，完成「車同軌」的事業，不但有利於政治和軍事統一，更使得早期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和文化的整體，為絲路經濟建立了源頭活水來的硬體條件。

(九)邊防。秦始皇的邊防政策不是簡單的閉關自守，而是能促進南北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並進一步奠定和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對匈奴的防禦思維，則是出於先秦以來在文化上的夷夏之辨，維護農耕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經濟行為。在南北實邊方面，他對南越與西南夷設置郡縣、修築通道、派兵戍守、甚至移民墾荒。對河套地區也是設郡縣、駐重兵、修道路、置移民。至於萬里長城，是防止匈奴南侵，修築一道由關隘、城台、城牆、烽燧組成的東西向大型軍事屏障，同時也拆除妨礙交通與統一的割據性建築。正因如此，秦始皇既為絲路經濟的起點打造相對安定的環境，又為絲路經濟的模式建構一個多元而大型的參照。

(十)巡行。錢穆說秦始皇在十年之間五次巡行。秦始皇的巡行固非有形的建設，但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比起許多宮鬥型的宅男皇帝，巡行天下的秦始皇形象還是較好的。而從絲路經濟的層面來看，秦始皇的巡行不只是簡單的炫耀，而且還包含對上述建設的驗收與宣傳。

為何始皇貢獻被後人忽略？

一般認為西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其實，西安同時也是絲路的中心。而今日的西安就是漢、唐的長安，也是更早的秦都咸陽。

咸陽位居關中盆地，勢險形勝，且物產富饒。秦代雖不過15年，但秦始皇以咸陽為中心所締造的大一統制度，成就了漢代盛世，成就了唐宋元明，正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實踐。因此，從海陸絲綢之路這個「古典全球化」的概念來說，秦代堪稱「絲路經濟的黎明」。而正如黎明的曙光，以秦祚如此短暫，竟能綿延秦制2000多年，從全球的範圍來看，足以說明秦始皇的奠基性貢獻是空前的。

就絲路經濟而言，秦始皇還堪稱「絲路貿易的推動者」─如同韓森所說，政府在絲路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他們是商品與服務的消費者。秦始皇的大一統本身，就是戰國以來社會經濟，尤其是交換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從1975年冬，在湖北省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簡可知，秦代經濟活動相當繁榮而有序。《秦律》已包括保護外邦商人、強化市場管理、統一產品規格與計畫生產、以及培養技術工匠的立法。

《史記》提到一位隴地商賈烏氏倮，他以飼養牲畜來換取絲織品(「繒」)，再將那些絲織品進獻戎王，戎王則以十倍的牲畜作為報償。烏氏倮以此賺來滿山滿谷的牛馬，更賺來「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由此可見，秦始皇極為重視經濟活動對帝國的影響。可以說，作為古絲路的起點與中心，秦始皇的大一統作為使華夏成為一個更大、更有序、更具效能的經濟體，驅動這片古絲綢之路的運轉，直到19世紀。

只不過，因為初創帝制的秦朝年代過短，其後的漢代卻長達400年，自然演成說「暴秦」者眾的現象，就連外國學者也看出「暴秦」有被誇大的情形。比如韓森從《雲夢秦簡》律文來看，認為漢代史家誇大了秦法的暴虐，甚至認為秦始皇在位時並未發生農民起義，直至名聲不好的繼任者在位，舊諸侯才藉機鬧分裂，而隨著局勢惡化，農民才開始譴責「秦朝的暴政」，要求建立一個新王朝。

總之，一旦後世偏向「暴秦」的代代傳說，就容易在主觀上由漢代獨攬歷史功業，而忽略了秦始皇在絲路經濟上具有奠基性貢獻的地位和影響。

弗蘭科潘認為，「一帶一路」是正在復興的絲路經濟，也是中華民族再次貢獻給人類和平繁榮的機會。那麼，秦始皇被忽視的對絲路經濟奠基性的貢獻，或也將迎來重新評價的機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