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高最低基本工資，不僅是一國勞動市場單純的供需問題，更是一國政府保障人民享有最低生活水準的社會福利問題。

基本工資保障生活水準

勞動市場是由供給者勞方和需求者資方所組成的，資方希望能以愈低的工資雇用到員工，勞方則是希望資方付出的薪資愈高愈好，在勞動市場上，相對於資方，勞工多是居於談判上的劣勢，因此多數勞方期待，當受到資方在工作條件、尤其是薪資不公平的對待時，政府能夠出面協助勞方，甚至制定一套政策，保障勞方最低生活水準。

經濟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1971年提出「極大化最小」(maximin)社會福利函數，指的是：(1)社會福利水準等於社會最高所得者的效用水準，(2)社會福利水準等於社會中間所得者的效用水準，(3)若能提高最低所得者的效用，社會福利水準就可增加，(4)社會的目的在追求中間所得者的效用最大化。

羅爾斯因此主張，政府應該保障國內最窮的人能三餐獲得最起碼的溫飽。從資方的角度來看，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是否會對資方造成影響，要看資方提供的商品在市場上是否具有獨占性或獨特性，是否為其他企業無法提供，那麼儘管政府提高最低工資，造成資方的生產成本提高，如果多數消費者對該項產品的需求彈性很低，也就是非買不可的商品，或是品牌的忠實者，那麼提高最低工資很可能迫使該企業提高其商品售價，將政府提高最低工資的負擔，轉嫁給購買其商品的消費者來負擔。

反之，若該商品的市場需求彈性很大，亦即消費者對於企業漲價的商品可買可不買，或是其他同業不跟進調漲售價，以避免流失客戶或須爭取新客戶，那麼調漲售價的企業就只能自行吸收政府調升最低工資上漲的生產成本，以避免原有客戶流失。

基本工資影響就業率

台灣勞動部日前宣布，2022年起基本工資將從現行的2.4萬元調漲至2.525萬元，漲幅5.21％。許多人好奇，基本工資調升對就業率的提升究竟是好是壞？按照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理論，勞動市場的自然價格就是平均工資，會隨著市場供需不斷變動，他認為政府調高最低工資會造成失業率增加。

不過，10月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卡德(David Card)則認為，提高最低工資並不會導致國內失業率上升，他主要是針對1992年美國紐澤西州調高最低工資，而鄰近的賓州維持現狀，結果紐澤西州不但未造成失業，反而提高了該州的就業人數。

調升基本工資影響失業率

觀察台灣過去13年間，曾經調漲過10次最低薪資，從表1與表2可知，2007年調漲基本工資至17,280元，當年度失業率為3.91%，不過，隔年也就是2008年的失業率卻是上升，為4.14%，2009年的失業率更大幅上升至5.85%，直到2010年失業率才略降為5.21%，由此可發現，在2007-2009年這段期間，基本工資的調升對台灣的失業率是「不降反升」的。由於影響失業率的變數不只是基本工資，加上2008-2009年這段期間，剛好是美國雷曼兄弟事件爆發，導致全球金融風暴，因此這可能是造成台灣失業率與基本工資呈現相反走勢的主因。

此後，政府在2011-2015年間調升基本工資，而這幾年的失業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顯見政府基本工資的調漲，對降低失業率發揮了顯著的影響，這段期間基本工資的調漲與失業率呈現反向關係，與卡德的論點是一致的。政府在2017、2018兩年又調漲了基本工資，而這兩年的失業率分別是3.76%、3.71%，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足見基本工資的調升會導致失業率下降，這與卡德的觀點是一致的。

新冠疫情造成失業率上升

不過，政府雖把2019與2020年這兩年基本工資分別調高為23,100元、23,800元，但這二年的失業率分別上升為3.73%與3.85%，可見政府這兩次調高基本工資並未帶動失業率的下降，原因可能與全球新冠疫情肆虐，造成台灣餐飲、飯店、觀光、航空等產業受到嚴重衝擊，紛紛裁員或減少勞動雇用。正如卡德所說，基本工資與失業率的因果關係，還必須考慮發生重大事件對原本就業市場所造成的結構性衝擊。

(作者係台籍廣東海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