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彈少年》電影告訴我們：戰敗國的人民必須為發動戰爭負責，不論這責任合不合理，但在台灣，很多自稱日本為祖國的台灣人卻從未為日本侵略台灣負起責任。

   今年春節台北上映了一部電影《拆彈少年》，電影的時空背景是是1945年納粹德國戰敗，德軍撤出占領五年的丹麥，但因丹麥西海岸在二戰期間被德國埋設了兩百餘萬枚地雷，至少有兩千名德國戰俘被迫留下來清理地雷，而其中將近一半落得喪命或殘廢。劇情則是描述丹麥軍隊中士卡爾接受長官指令，帶著一批十幾歲的德國戰俘，執行清理地雷任務。卡爾中士親眼目睹這批德國青少年，冒著生命危險徒手清除地雷，更有人因此喪失了寶貴的生命，這讓卡爾中士從一開始的厭惡，逐漸轉變為對這些孩子們的同情，甚至跟他們成了朋友。

這部電影呈現出了戰爭的另外一面，那就是戰敗國的人民必須為發動戰爭而負起責任，不論這責任究竟有多麼的不合理。但二戰後的世界，有一群事後自稱戰敗國的人居然逃避了該負的責任，這群人就是自稱祖國是日本的台灣人。

獨派選擇性遺忘罪刑

由於《開羅宣言》明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因此絕大多數台灣人在二戰結束時成了戰勝國人民，不必面對戰敗國需負的戰爭責任，只有極少數台籍日本兵因戰時的罪刑遭到起訴與判刑。據統計，有26名台籍日本兵，因虐待戰俘，被盟軍國際審判庭判決死刑，而處監禁勞役者則達175人之多。

其中，獨派大力吹捧的，便是被列為戰犯判處死刑駐爪哇茂物（英文名Bogor，日文名ボゴール，位於印尼爪哇島西爪哇省的城市）第16軍憲兵隊翻譯，名為董長雄（日名：玉峯長雄）的台籍日本兵，他之所以被獨派所傳頌是因為他所寫的遺書。多數的網站上只轉載了董長雄遺書的片段，其中他寫到「我是台灣人…我是為了日本，遵守始終一貫的信念來戰鬥。如今國籍雖有變更，但我仍想以日本軍人身分走向另一個國度。」這段話被獨派大肆渲染，表達台灣人多想當日本人的渴望，只是遺書的其他片段卻不見獨派翻譯轉載。

在遺書裡董長雄提到，「若し叩いた蹴ったの行為が悪いにしても」，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打人、踹人算是惡劣行為的話」，在這裡，董長雄承認他在茂物憲兵隊任職期間，曾有打人、踹人的惡行。而在網路上搜尋到有關「茂物憲兵隊事件」的介紹中，董長雄等人被起訴的理由，主要是因為在1942年3月到1945年的9月間，虐待茂物憲兵隊的收容人，虐待行為包括有毆打、用點燃的香菸燙收容人、灌水、故意讓收容人挨餓、不給予藥物、將過多的收容人關在一起，使其長時間處於無法伸展肢體的狀態，讓收容人身心飽受極大的痛苦。因為以上種種虐待暴行，憲兵隊長勝村良雄少佐、軍屬百田昌司及翻譯董長雄，被盟軍法庭判處死刑。

有強大祖國才無悲情台人

董長雄自始至終都不認為自己虐待他人有什麼錯，只認為自己是因為戰敗才遭到報復，他的遺書從未交到家屬手上，在遺書中董提到「大日本帝國若能復興，期望日本政府能給我兒子有接受日本教育的機會」，結果董太太窮困潦倒家徒四壁，而日本政府也從未關照過董的兒子。一心想做日本人的董長雄，最後換得的是日本對他遺願的不聞不問，這就是國際的現實與無情，因為對日本人來說，你不是日本軍人，你不過是被用完即丟的免洗「軍需品」而已。

董長雄與許多台籍日本兵的例子發人深省。首先，日本在台執行的同化與皇民化政策，確實影響了一批台灣人，他們為了取得日本殖民者的信任，所作所為往往比日本人更殘暴，這與今天許多獨派外省人的惡劣行徑如出一轍。而否認皇民化教育造成光復後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衝突，是不客觀、不實事求是的偏差看法。將來兩岸統一後，如何治理長期分治的台灣，同樣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一生都在為台籍日本兵權益奔走，且大力支持台獨運動的老兵許昭榮，在眼見民進黨執政了八年，他所渴望的「台灣人尊嚴」還是要不回後，2008年5月20日，選擇在高雄旗津風車公園「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前自焚身亡。台獨夢碎的許昭榮，說明想透過台獨來終止台灣人的悲情，是一條不可能的道路。台灣人只有認清自己原本真實的身分是中國人，才能劫後餘生，不受戰敗國責任的拖累；只有台灣人認清唯有透過祖國的強大，台灣才能免受列強帝國主義的宰制與利用，台灣人才可以不再悲情。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