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台灣歷史課綱和文物的去中國化，或者說課綱和文物的「台灣/中國」二元對立化，其實是1990年代後期以來同心圓理論的拼圖過程。

理論的前世與殖民地台灣

教育上的同心圓理論並非杜正勝首倡或發明，早在1880年代，日本就強調「由近及遠」的地理科教育。1891年至1900年之間，日本小學在地理、歷史和理科實施「鄉土教育」。1930年代日本當局進一步提倡鄉土教育，認為鄉土意識是國家意識的基礎，並特別在地理科落實同心圓理論：強調全日本是大鄉土，而居住地是小鄉土，教學由近及遠。彼時，台灣已淪為日本實驗鄉土教育的殖民地。

從日殖當局來看，台灣總督府對學童實施鄉土教育，在地理科方面可以落實同心圓理論，以教化台灣人的「愛國情操」。但在歷史科方面，由於台灣/日本的歷史脈絡不同，鄉土教育必然強化台灣人意識，從而背離日本國家主義的建構。換句話說，同心圓理論本是建構國家意識的教育方法，但如運用在殖民地台灣的歷史教育，反而不利於台灣學子效忠日本。

總督府想到的辦法是「差異化教學」：灣生日童在小學校學習完整的台灣史，以充分認識和掌握台灣，從而根植台灣；台生在公學校則略古詳今、去中親日，以美化日本的近代化治績，來凝聚台生對日本的國家認同。所以，同心圓理論作為鄉土教育的方法，本來就是一種政治上的方法論。1945年台灣光復後，日殖鄉土教育和同心圓理論退場，台灣文教恢復華夏意識和中國認同，儘管不久又被置入反共元素。

後現代與台版同心圓論

1990年代以後，台灣文教的反共成分依然，且中國認同被學舌歐美後現代的本土論和族群論所取代，同心圓理論又死灰復燃。後者運用在歷史、地理、公民、語文各學科時，重現日殖時代公學校略古詳今、去中親日（媚外）的教育套路。而新世紀清算到1945年為止的「轉型正義」，又從政治、社會和法律上保證了這種套路。

其實就學理和實踐來說，鄉土教學原來和愛國教育並不相悖，甚至是國家建構的組成部分。但台灣的同心圓理論是在移植後現代的背景下，以多元化掩護另立圓心的政治方法和教育方針。

換句話說，1930年代總督府對台實施的同心圓鄉土教育，是要把殖民地台灣納入它的鄉土範疇，而圓心就是日本當局，這成為皇民化教育的前置作業。但1990年代島上復燃的同心圓理論，則是在台灣光復半世紀之後，以歐美後現代論為背景，作為脫去中國範疇的本土論，即以中國為客體的台灣圓心論。最典型的標誌，就是認同政治的流行─以拒統反中為潛台詞的「認同台灣」與「愛台灣」，開始成為島上甄別身分、人格和話語權的政治符號。

此後，在台灣的集體認知上，兩岸不再是核心與邊陲的辯證發展關係，而是兩個不同範疇的矛盾對立關係。按理說，以台灣為圓心的本土論，也應以荷蘭、日本和美國為他者，或將其與中國「等距看待」才是。然而，恰恰是以中國為「專屬他者」的同心圓論，說明台版的後現代其實是一種「後中國」。

正因為將中國對象化，台版同心圓論就必須自我異化，所以鄉土教育又「正名」為本土教育。1993年，台灣小學課標增列「鄉土教學活動」為正式課程。2001年起，陳水扁的九年一貫課綱規定，小學生必修閩南語、客家語或原住民族語。至2008年馬英九當政之初，又修改中小學教科書審定辦法，將上述三種「鄉土語言」改稱為「本土語言」，並延續至今。

本土教育服務台版同心圓

由「鄉土」變成「本土」，反映台版同心圓論對象和範疇的異變。在台灣/中國不同心、不同圓的本土論背景下，2017年10月29日，台灣課審會從108課綱的高中推薦古文刪去〈台灣通史序〉，並以日殖時期的〈鹿港乘桴記〉和〈畫菊自序〉取代之。表面的理由是，拿今人尺度的族群平等、鄉土意識和性別教育來說事，實則《台灣通史》起自隋代、終於割讓的敘事，顯然違反「略古去中」的方針，才是〈台灣通史序〉出局的真正原因。

歷史證明，直到1930年霧社事件時，聲援霧社抗日的農民組合，都還用著「我生番兄弟」的標語。則1918年的〈台灣通史序〉，如何可能超過1930年的反殖民論述，而不存在「開山撫番」？況且到了2020年，台灣依然歧視「小明」，依然在中原大學歧視陸生，且自賤不如白種人，依然在南華大學威迫越南學生從事血汗勞動，……。凡此種種，如何批評百年前的連橫不講族群平等？

鄉土意識和性別教育本身沒錯，但加諸國文教學就等於承認「文以載道」的中文傳統。正如108課綱高中語文領域開宗明義：「語文是社會溝通與互動的媒介，也是文化的載體。」但在後現代「差異性」、「多元性」的課程發展原則下，高中文言教材的編選，被要求「兼顧不同時代、不同作者、不同文類」，於是而有15篇看似多元的推薦選文。

然則中文教學應以經典為尚，而非以不同為宗，〈鹿港乘桴記〉和〈畫菊自序〉在藝術和思想上，能算文言經典？能比〈台灣通史序〉？

在20多年台版同心圓論的教改下，台灣師生不僅面臨去中國化，還面臨沒文化的問題。要後現代，台灣不是歐美；要同心圓，台灣不是日本。但為了對沖和稀釋中國成分，不惜「自我殖民地化」(self- colonization)，拿後現代和同心圓來規範受眾，卻遲遲造不出「台文」來去中文（國語）化，而只能以《語發法》來強制受眾學習未必是母語的方言族語或手語。

如此為本土語和東南亞語開道，強行置入中小學語文教育後，學生的語文能力變得多元卻稀薄，有如「識字的文盲」。更加上108課綱訴求所謂跨領域、跨學科和現實信息的「素養導向」，使文史教育的脈絡和情境，臣服於「略古去中」的尺度。於是而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是符合今人生態保育觀的「素養題」。如此一本正經地胡說，而不是還原歷史情境，深究中國民本政治傳統與西方民主政治的比較。

故宮博物院居然要被降格

人一旦淺薄沒文化，即便有了台灣意識，也是淺薄而沒文化的，包括文化部門的官員。

在台版同心圓論的支配下，全無第一線教師的台灣課審會20位新任委員，勢將貫徹文化部門《語發法》的意志，折衝108課綱給中小學生僅有的彈性。也是在台版同心圓論的支配下，台灣意識將自身擠壓到華夏文化的邊區，對於那些來自中原故宮的文物，已日漸無感無知。

故宮博物院與日殖總督府都座落於台北，原本就是兩種同心圓的政治書寫和歷史誤解─故宮文物正是因為日軍在1930年代對大陸的侵略，而開始遷徙流離，並非始於一般人記憶中的國共內戰。如今台北既不歸位文物，又不反帝去殖，只做些「故宮降格」的小動作，可見文化部門的水平。

在故宮建成600年之際，流離海外160年的圓明園馬首銅像已回歸原處。北京主張依法索還流失海外的文物，這在政治和文化上形成馬首是瞻的意義，遠非封頻道、禁童書的地方可以相比，台灣人或將因此成為化外之民？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