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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貿區將開啟兩岸金融合作商機|林建甫、游茹茵 在 Facebook 上分享!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9月29日掛牌成立,當天同時公布首批政策細則,雖然其中並不包含市場高度關注的金融管制解除的具體內容。但今年元旦才在《上海市推進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條例》中首次提出要在上海「探索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自由貿易園區」,現在已經運行。大陸政府的規畫、戰略及效率,可以帶給台灣很大的啟示。


減少不必要的管制

  台灣的「經濟自由示範區」說了好多年,行政院8月中也宣布「自由經濟示範區」啟動第一階段計畫,但有關租稅優惠、金流與人流進一步鬆綁的部分,還須待第二階段「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才有具體進展。簡言之,台灣自經區目前還是空中樓閣,尚看不到實行作為,遑論影響。相較於上海自貿區迅速的掛牌上路,台灣推動速度慢了不只一籌。

  上海自貿區涵蓋外高橋保稅區、上海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四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總面積29平方公里。值得注意的是,自貿區最大的意義在於制度改變,大陸政府願意放棄「審批權」,首度採用外資「負面清單」(負面表列)管理模式,減少不必要的管制,可說是相當大的突破。此舉能降低企業交易成本,有效吸引國際業者進駐。

  儘管初期階段的「負面清單」項目可能會多一些,但未來清單勢必會越來越少,且將能及時調整,彈性化的政策及管制鬆綁的預期,將有助於自貿區的成功運行。

  「負面清單」是試驗區內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它將對未來投資事務使用「非禁即入」的原則,即除了清單上規定不能做的,其他都可以做,且不再需要政府事前審批。「負面清單」是李克強新一屆政府的改革方向,明確界定政府需要管的事,希望達到簡政放權、職能轉變,能讓市場更好地發揮配置資源的效果。


貫徹WTO精神

  在大陸,上海自貿區被視為下一輪大陸經濟成長重要關鍵。過去大陸的試驗區講的優惠政策,多是財政及稅收等方面的方便或減徵政策,而上海自貿區不是這樣的概念。上海自貿區首先要貫徹WTO的精神,不但著眼於方便的貨物貿易,更要擴大服務業開放、促進服務貿易。其六大方向:商貿服務、航運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社會服務以及金融服務領域的擴大開放,將營造有利於各類投資者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

  再者,從戰略的角度來看,上海自貿區的使命十分明確,就是改革方向的先行者。面對近來大陸經濟成長力的下滑,有識者都看出:經濟結構必須轉型、金融市場必須改革。問題只是要如何做。大陸「先行先試」的政策思維,推動了上海自貿區的落實,一旦該地區改革取得不俗的成果,未來將會進一步複製推廣至全大陸。可以預見隨著上海自貿試驗區、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和珠海橫琴新區都將開展;可以預見從現在到明年,大陸官方將通過擴大服務開放來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開放將成為新的招商選資賣點,從而將帶動經濟的更上層樓。這種改革戰略,推進經濟轉型與升級,澈底展現北京高層的企圖心與長期戰略。


金融改革將會加速

  自從國務院8月公布草案中,提及將於自貿區推動「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與「跨境使用」等金融創新方案,自貿區的發展就成為各界關注焦點。亞洲首富李嘉誠公開表示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重大威脅,一旦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勢必將會排擠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業務。然而首批的政策細則並不包含金融管制解除的具體內容。究其因就是金融要從高度管制馬上進展到自由化,沒那麼容易。尤其是人民幣自由兌換,雖有國際化的大帽子,但稍有不慎,就可能釀成金融危機。

  儘管上海要成為與紐約、倫敦或香港同等級的國際金融中心,還有許多管制要放開,單就一個人民幣兌換的問題,就足以拖住進軍金融中心的進程,更不用說,友善的投資環境及稅制、利率自由調動、合宜業者設立門檻、開放金融商品交易及創新等等相關法規條件都缺一不可。

  自2008年金融海嘯、2011年歐債危機至今,中國大陸許多的金融問題如地方債務、影子銀行、信貸配置無效率等亦一一浮現,在經濟體制改革與國企改革後,中國大陸金融改革刻不容緩,預計金融改革的進展將會加速,利率市場化、存款保險與建立多層次金融體系,預料將是中國大陸金融改革的重點。

  不可諱言,非常規信貸之盛行,關鍵原因是銀行貸款利率和民間借貸利率差距極大,若金融改革不能和「利率市場化」同步進行,成效勢必大打折扣。最近人民銀行取消貸款利率下限,銀行可針對借款人的不同信用採取差異化定價,有助建立具效率的信用體系。但目前大陸銀行貸款利率普遍都在下限之上,因此,短期內影響有限。至於「利率市場化」最關鍵的存款利率上限這次並未取消,應是考慮存款利率市場化影響深廣,須待客觀條件更趨成熟,且須同步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金融市場退出機制等相關配套後,才能付諸實現。

  更進一步金融改革的工程是打破雙元金融結構,促進金融體系健全發展。雙元金融結構一是以國有金融機構為主的正規信貸體系,服務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及政策支持的大型企業;另一是非正規的信貸體系,涵蓋地方融資平台、非常規的民間借貸及近兩年蓬勃發展的影子銀行,是一般民企及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管道。這需要打破國有金融機構特權及對市場的壟斷,全面開放民營金融機構設立及參與金融市場運作,將地下化、非常規的信貸轉變成正常、具效率的合法金融體系,和國有金融機構公平競爭,才能讓金融改革畢其功於一役,引導大陸金融體系邁向全面現代化。


開啟了兩岸金融合作商機

  大陸金融改革,最好的方法是「借東風」。台灣在80年代以前亦實施管制性金融體制。央行對匯率與利率有很大控制權,省屬行庫放款受制於政治權貴,有的甚至為民意代表的錢櫃。因此民怨很深。後於1980、85、86年分三階段撤除銀行存放款利率管制,接著在1987年解除外匯管制,1991至1992年期間政府核准16家民營新銀行設立並開始營運,台灣金融改革大體完成。

  大陸的利率管制放寬及人民幣國際化,目前的這兩大方向,值得注意。因為這代表中國大陸在國際金融上也愈來愈公開透明,朝市場的法治、紀律化邁進。但另一方面,也代表今後大陸在國際金融上將遭遇到更多的無情考驗:國際熱錢、避險基金、金融大鱷索羅斯等人將無時不虎視眈眈的望著3兆多美元的外匯儲備,掌握時機進行套利的動作。而且人行對於貨幣政策的調控,也會越來越困難。因為大陸中央,將無法如過去掌握國內市場的利率及貨幣政策的傳遞效果,幫助產業的低匯率政策更將有時而盡,甚至因為國際市場的匯率波動,反而回過頭來傷害了產業。

  解決辦法,大陸還要發展更多的市場避險工具,國內金融市場也必須更自由化。然而短時間這些配套都還很難達成,但這也更開啟了兩岸金融合作的商機。台灣畢竟是比大陸在國際市場早走了幾十年,各式金融工具也發展成熟。大陸應該借東風,引進台灣的金融業,帶來新觀念及競爭機制,為大陸的國內外金融產業發展,共同努力。

  坦然言,未來兩區的競爭是必然的,但競爭本身並不可怕,但就怕明知要做,但始終在原地踏步,白白的把領先優勢讓了出去,這樣才需要擔心。而且全球有很多的金融中心都是分工合作,對大陸而言,上海自貿區主要目標是「經濟轉型」與「金融改革」,與台灣要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亞太金融中心的目標並不全面抵觸,反倒是仍然有相當多的合作空間。台灣金融界在制度、管理及與國際慣例對接上有優勢,台資銀行及擔保、融資租賃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大陸也擁有較強的適應能力,若進入自貿區,有望很快開展業務。兩岸在服務業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尤其在金融領域,上海自貿區在金融上的開放措施,有望為台灣的人民幣業務進一步拓展創造積極條件。


競合關係可以雙贏

  面對上海自貿區提升競爭能力,還應該注意的是會對台灣產生什麼樣的衝擊?上海自貿區掛牌後,許多國內外企業競相申請在該區設置據點,其熱烈的程度與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的乏人問津,呈強烈對比,後者在第二階段的特區立法,仍躺在立法院中,至於第一階段以六海一空為基礎,在既有的法令下,修改相關的行政命令,即可達陣的部分,仍不見有漂亮的投資案件進駐,著實令人擔心,特別在自由經濟示範區納入金融服務業後,與上海自貿區對金融業的開放程度互別苗頭,台灣應多加注意,後者後續的開放程度是否超越台灣。其他例如在提升國際航運服務能級方面,上海自貿區推動中轉集併業務是其中發展目標,勢必影響現行台灣自貿港區的貨櫃中轉業務。對台灣而言,上海自貿區如果在開放程度超越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則將衝擊台灣產業的發展,對台灣經濟發展造成影響。

  其實上海自貿區的成立不僅對大陸自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為兩岸經貿合作創造了新的機遇。自貿試驗區公佈的服務業擴大開放的六大方向,也為台資企業提供了跨越式發展的機會。台灣企業及人才進入上海自貿試驗區後,在金融業、會計法律等專業服務業、跨區域物流和新興科技產業等多個領域將大有可為。

  兩岸經濟存在著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上海自貿區對台灣產生的競爭壓力,無疑也會促使台灣經濟加快自身的開放和提升。大陸與台灣都面臨著經濟轉型升級的課題,自貿區有利於兩岸攜手促進產業升級,實現互利共贏。對應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台商應該想方設法搶先跨進,而服務貿易協議是一個很好的途徑與機會。服貿協議中有許多金融業的開放規定,對台灣的業者是一大利多。此外,電子商務是新世代的商業經營方法,台灣的業者有相當的優勢,若能在福建以外,爭取到上海自貿區的經營權,應也有利於台灣的電子商務業者在大陸的布局。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疊加產生的開放將給台商的開放度高於自貿區對外商的一般開放度時,自貿區將按服貿協議辦理。准此台灣打造的自由經濟示範區,也可與上海自貿區進行合作、對接提供雙方進一步發展的縱深空間。

  當前情勢,台灣仍大有可為。台灣一定要更加開放,自由化的程度要超越大陸,才有可能避免「磁吸效應」。若等上海自貿區及金融發展成形,那麼台灣就只能等著被邊緣化。期盼政府加快腳步,莫讓機會再成空。

(前者係台大經濟系教授、後者係台大經研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