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鑄倫教授在《觀察》第11期發表的〈對近當代台灣史三個階段的理解〉是一篇理論與實際兼顧的歷史觀論述；尤其可貴的，是他生動地說明了歷史的複雜性與延續性，並沒有為了方便，把歷史發展做任意的切割、簡化；全文維持著學術性的理路，只在最後以「至盼」提出其個人對台獨、獨台分子能「防阻當前人為悲劇發生的天責」的期許。

筆者研究台灣史有年，對於該文中所劃分的台灣史三階段，雖沒有異議，但對其內容則有些不同的看法；順此將自身研究的心得寫出，作為續貂之作，敬請毛教授與廣大讀者不吝指教。

對第一階段論述的考察

個人以為「日本人在據台不滿十年，已經基本掌握住一個被外來高壓統治馴從的台灣庶民社會。而被歸納到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後續運動的台灣人爭取平等權利運動，其實反映了當時台灣人渴求日本身分〈認同〉的期望」這樣的描述，似乎偏離了史實，因為直到1915年還發生了讓我先民壯烈抗日的「噍吧哖事件」，此處所稱「據台不滿十年」根據為何？倘真如此，到1944年前後，台灣軍司令安藤利吉怎會對於已被馴從30年的先民，仍不放心呢？

其次，該文提及「非武裝抗日運動後續運動的台灣人爭取平等權利運動，其實反映了當時台灣人渴求日本身分〈認同〉的期望」根據為何？就史實言，當時最有力的台灣文化協會所強調的就是根據日本官方鄙視「台灣民度落伍」的說詞，而提倡台灣人的文化應該要進步，要西化，要作中日親美的橋樑──不是「日本化」；更絕不是作侵華者；就所知，直到1930年代，在我台人的媒體上還大力批判公學校教科書裡關於「桃太郎征伐鬼島」日本神話的新聞！

由上述兩方面，該文稱「這是日本深具信心的台灣治績，但卻是中國人拒絕理解與接受的關鍵點」，似有欠嚴謹。

對第二階段論述的沉思

在這部分，作者將兩蔣年代區分為第二階段早期與下半期：

「早期承受『盟友』美國的指令，必須徹底肅清島內左翼潛伏勢力，以保證美國的援助，不致重蹈1949年之前在大陸的覆轍，並且以示與盟友反共立場的堅決一致，以消解美方敏感的疑慮──國共和解，兩岸統一。」

「下半期，美國展開其軟硬兼施、多管齊下的對台政策。可以認為，它在及早布署一個在跟中國大陸發展建立『正常化』關係後，仍然不致與大陸和解統一的台灣。」

個人以為所言不虛，作者所提示的「美國從來不認為台灣可以脫離西太平洋海權霸權的掌控，而跟中國的陸權合作」正是其關鍵。

然而，個人覺得不應該疏漏了兩蔣時期至少進行了兩次維護主體性的重大努力。一次是70年代初，美國意圖以殖民帝國可擁有「剩餘主權」的方式引日本由琉球南下，填補美軍由越戰撤出後，在東南亞可能出現的骨牌效應；國府險險地在保釣巨潮中頂住了風浪。另一次是在1980年代前期，由於戰後日本在美國的保護下，與我貿易習於採取高姿態，國府多次要求為平衡貿易而展開談判，日人總是置之不理；因而，國府在1982年展開了一次禁止千餘項日貨進口的貿易報復；該次行動雖未成功，但實在是一次彰顯台灣主體性的行動。

此外，這第二階段應該說明而未說明者有二：一是美援問題，許多論者把本階段國府的成就只當作是美蘇冷戰下的美援受益者；但是考察史實，二戰以來，美國曾多次以改訂平等新約要求國府進行種種配合；1946年11月更逼蔣介石簽下不平等的《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以上種種，以國際社會言，美國雖在1949年公開以白皮書對國府落井下石，但國際社會不可能遺忘美國背棄盟友吧。因而，個人認為本階段之美援台灣，不可僅視為台灣戰略地位重要而已，更是美國必須恢復其在國際社會的信用，甚至是國府當年忍受該約而承擔「賣國」惡名的一種應得的對價！

二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論述，在本階段中曾經產生一些對抗資本主義腐蝕的作用，使得台灣的經濟發展能夠在比較顧及社會再分配的形勢下進行──這應該也是兩蔣長期侷處海隅，仍能自認保持若干主體性的理由。

對第三階段論述的辨證

作者在第三階段中強調「美國是循此思考與設計，鍥而不捨地推動它的對台政策，形塑了近當代台灣史第二階段的蔣經國時期，以及蔣經國後的第三階段」、「它的核心原因，仍然是中國〈主權與利益〉與西太平洋霸權帝國主義的陸/海權之爭，在近120年的較量、攻防中的各種表象。」並由直指「存在於人們思考中抽象的或假設的『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從而揭出「本文所舉出的現今台灣史的第三階段，亦必然是暫時的。它正等待被顛覆、否定。」

個人以為，該文對於其所稱的「第三階段」出現之描述，確實是合於史實的；不過，一如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也應該另有些值得提出的主體性事件，讓作者做出「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之斷言。

這部分的史實，筆者認為應該是，帝國主義的海權論述曾經「改頭換面」地掩襲而來，成功地產生了讓我們落入被「偷樑換柱」卻難以覺察的情境──那是機遇，也是戰略設計。

其機遇，首先是深受「日本病毒」，未經「去殖民化」的人，在本期的民主制度下，得以伸張其在地的優勢；其次是列強的帝國主義，在戰後思想界，改以二分法包裝而發展出來的「現代化理論」，成功地構築為自由世界的社會科學各學門之內容；由長春藤級的著名學府散播到接受美援的各地學術中心。在台灣，1960年代這樣的學術權威開始建立；1980年代菁英學子隨著解嚴前後的無政府形態，蔑視所有傳統的權威；至1990年代逐漸出現如年輕學者姚人多之委身於強調「日本殖民權力那種愛好事實及真理的本質」之類的先進西方權威之下──在一向有著濃厚崇洋心理的學術界，新一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幾乎都是這類的權威！也因此，當代台灣史才會出現離奇弔詭的「代表中國的國民黨蔣氏中華民國否定了日據台灣的1895~1945歷史；而繼任的藍、綠『民主化本土化政府』，則否定了原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情況。

需警惕的「台灣主體性」

最後，個人認為該文透過大戰史的認知而提出的「存在於人們思考中抽象的或假設的『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是一個很堅強的論點。因為確實大戰中很少「小國」能夠真正擁有其主體性；而今天最難堪的就是，從1980年代末，台灣年輕人遐想「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而完全沒有考量到：若沒有可以與自尊匹配的實力，自尊則可能是自苦的源頭。同時，實力不僅重要，在某些情況下，又是需要委屈若干自尊後獲得的。

尤其，在當今國際關係頗為緊繃，戰爭陰影已經相當巨大的情況下，李扁以來偏頗的本土化操作，和完全不考慮自身實力而匯成的「台灣主體性」，已被國際社會視為「麻煩製造者」，難怪毛教授要語重心長地說「存在於人們思考中抽象的或假設的『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

然而，面對這樣的「台灣主體性」似幻還真的現實，有識之士應及早理清該心理的端緒與發展脈絡，年輕學者們更應及早面對自身的心路歷程，而能求取更有意義的新出路。於是，毛教授在該文最後基於海權與陸權爭霸為背景，而強調其「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做為其當頭棒喝的論述方式，應該就不是處理該問題的唯一途徑了吧。

（作者係台灣史民間學者）